1.主動式（proactive）政治戰略和反應式或被動式（reactive）政治戰略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企業的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是企業對政府依賴所做出的反應，但不同企業會對此做出不同的反應，即采取不同應對戰略。
Weidenbaum認為，企業可以采用三種策略來應對政府政策變化的影響：被動反應（passive rea）策略、積極預期（positive anticipation）策略、公共政策塑造（shaping public policy）策略。在被動反應戰略中，企業在政府頒布實施不利於企業的公共政策後，通過法律或行政訴訟方式來拖延政策的實施，企業處於被動地位；在積極預期策略中，企業在日常的管理中分析和預測政府公共政策的可能變化，並對可能的變化提前做出應對，未雨綢繆；與上述兩種適應性策略不同，在公共政策塑造策略中，企業采取更為主動的方式積極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
Meznar和Nigh認為，企業在處理與外部社會和政治利益相關者的公共事務中可采用緩衝（buffering）和橋梁（bridging）方略。在緩衝方略中，企業努力阻止外部環境對企業內部運行的幹擾，並影響外部環境；而在橋梁方略中，企業調整內部的組織活動以適應變化的外部環境。
Hillman和Hitt、Hillman,Keim和Schuler認為企業政治戰略本質上可以劃分為最基本的兩類：被動式戰略和主動式戰略，在被動式戰略中企業並不直接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實施，而在主動式戰略中企業直接影響立法或監管過程。從企業與政府關係角度看，被動式戰略的特征就是企業遵從政府（pliance），而主動式戰略的特征就是企業影響政府（influence）。其中Weidenbaum提出的被動反應策略、積極預期策略都屬於被動式戰略，而公共政策塑造策略屬於主動式戰略。Meznar和Nigh提出的緩衝方略屬於主動式戰略，橋梁方略屬於被動式戰略。
除了從企業是主動應對還是被動適應角度對企業政治戰略進行劃分外，Oliver和Holzinger還增加了一個價值維度。從價值維度看，政府公共政策不僅給企業帶來威脅，同時也可帶來機遇，因而政治戰略可以是價值維持和價值創造；從企業應對政府政策影響的策略角度看，企業要麼遵從（pliance），要麼影響（influence）政府的公共政策。根據以上兩個維度，Oliver和Holzinger把企業政治戰略劃分為四類：消極戰略、預期戰略、防守戰略和主動戰略。
上述研究主要是以美國政治體製為背景的，而部分學者也分析了處於轉軌過程中的中國企業的政治戰略。
張建君和張誌學把中國轉軌過程企業政治戰略劃分為先發製人戰略和被動反應戰略；前者指企業把與政府的關係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並積極主動通過各種方式與政府官員建立關係，以期獲得優惠待遇和有效保護；而後者在處理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上被動反應，在出現麻煩時才臨時抱佛腳，消極適應環境。先發製人戰略具體包括如下的戰術：合作、緩衝、政治參與、通過各種途徑與官員相熟識、經常性地送禮；被動反應戰略包括如下的戰術：利用政府部門間的矛盾做文章、遇到麻煩時行賄、資本轉移或減少投資、不作為或順從。
而高勇強、衛武、鄧新明結合中國體製環境特征把中國企業政治戰略劃分為如下七類具體策略：直接參與策略（作為準政府官員參與政府決策、參與半官方的行業協會活動、幫助政府部門起草政策法規）、代言人策略、信息谘詢策略、財務刺激策略、調動社會力量策略、經營活動政治關聯策略、製度創新策略。
2.企業政治戰略的構成因素
在關於企業政治戰略的理論研究中，Hillman和Hitt提出的理論模型（以下簡稱HH模型）較為全麵地對企業政治戰略的構成要素進行歸納。HH模型認為企業政治戰略形成包括參與方式、參與水平、策略類型三個方麵的決策，並以序貫方式展開：首先，企業選擇政治行為的參與方式；其次，選擇政治行為的參與水平；最後，確定政治策略的具體形式。
HH模型主要從政治市場角度分析企業的具體策略。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過程被看成一個由供需雙方組成的政治市場，市場交易的“商品”是公共政策，政治市場的供方是政治家、政府行政人員；政治市場的需求方是企業、利益集團。在政治行為的參與方式方麵，HH模型把參與方式歸納為：交易方式（transaal approach）和關係方式（relational approach），前者往往是某項公共政策涉及企業利益時才采取行動，是“就事論事”的短期參與，而後者則是培養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長期關係；企業到底采取哪種參與方式與企業對政策的依賴程度、多元化方式和企業所處國家製度環境有關。在參與水平上，HH模型區分了單獨參與和集體參與兩種方式。在具體的政治策略方麵，HH模型提出了信息、財務激勵、選民發展（stituency building）三種策略，而每種策略又包含多個戰術。
四、企業政治行為和政治戰略的效果（What）
企業政治行為是企業試圖以有利於企業的方式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活動，因而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評價企業政治行為的效果：其一，中間目標是否達到，即企業政治行為是否影響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形成？其二，最終目標是否達到，即政治行為是否最終對企業績效產生正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