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表明，政治關係通過三種途徑增加了控股股東的控製權私人收益：第一，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增加了可轉移的資源；第二，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是控製權私人收益的直接組成部分；第三，政治關係降低了股票市場對控股股東侵害行為的監督和製約，便利了控製權私人收益的實現。
由此可見，政治關係增加了關聯企業控製股東可獲得的控製權私人收益。而控製權私人收益越大，企業家在企業上市時更可能保留企業控製權，因而從政治關係與控製權私人收益的關係角度看，政治關係增加了民營企業家在公司上市後保留企業控製權的可能性。
2.政治關係收益特征與企業控製權配置
政治關係可以帶來貨幣化和非貨幣化的收益，而且政治關係收益具有依附性和不可轉讓性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又進一步促進民營企業家在企業上市後保留企業控製權的傾向。
（1）政治關係收益的特征
第一，政治關係收益的依附性。不論是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還是非貨幣化收益都依附於企業的所有權和控製權，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和控製權是獲得政治關係收益的基礎。
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來源於政治關聯給關聯企業帶來的價值增量（比如融資便利、政府補貼等），但它並不直接支付給企業家本人，而是通過企業這個載體獲得並由企業股東按比例分享，因而擁有企業的所有權是獲得政治關係貨幣化收益的基礎。
不同於政治關係的貨幣化收益由股東按比例分享，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屬於控製權私人收益，由大股東或實際控製人獨享，但它的取得同樣也以擁有企業控製權為基礎。民營企業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與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有關。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需要當地政府或黨委的推薦，而當地政府或黨委之所以推薦是因為企業對當地經濟的貢獻。如果企業家轉讓所有權和放棄控製權，沒有了企業這個載體，那麼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就失去了基礎。換言之，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形式的政治關係是內生於企業控製權的。如果企業家轉讓企業所有權，那麼政治關係的建立喪失了經濟基礎，政治關係帶來的非貨幣化收益也隨之消失。總之，民營企業家獲得政治關係的非貨幣化收益也需要以擁有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為前提。
第二，政治關係收益的不可轉讓性。如果企業家轉讓所有權和放棄控製權，那麼他是否能從市場交易中獲得對政治關係收益的補償呢？答案是否定的。
對於民營企業家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這類正式、顯性的政治關係，新的企業所有者並不能確定能夠像原來的所有者一樣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建立政治關係。這樣在所有權和控製權的轉讓中，受讓方不會對原來政治關係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進行補償。原來的民營企業家轉讓所有權就會喪失政治關係所具有的貨幣和非貨幣收益。
對於隱性、非正式的政治關係（比如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的私人關係、高管的政府背景等），政治關係更多是基於私人關係的，而私人關係需要花時間、感情、金錢進行培養，企業家轉讓所有權並不能把原來的基於私人關係的政治關係一並轉讓，受讓方同樣難以獲得政治關聯帶來的收益，進而不會對此進行補償，原來的企業家同樣也會喪失政治關係帶來的貨幣和非貨幣化收益。
（2）政治關係收益的特征與企業控製權配置
政治關係能夠帶來貨幣化和非貨幣化的收益，並且上述收益具有依附於企業所有權和不可轉讓的特征，而政治關係收益的上述特征將使企業家保留企業控製權。
第一，政治關係收益的依附性與關聯企業的控製權配置。政治關係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是企業家控製企業獲得的額外收益，但這種控製權額外收益是以民營企業家保持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為前提的。這樣，為了獲得衍生於企業控製權的政治關係收益，民營企業家需要保留企業的控製權。
第二，政治關係收益的不可轉讓性與關聯企業的控製權配置。盡管政治關係收益依附於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但如果民營企業家可以從所有權轉讓中獲得對政治關係收益的補償，那麼他沒有必要一定保留企業控製權。但政治關係收益的不可轉讓性意味著企業家不能通過市場交易把政治關係帶來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變現，轉讓企業所有權和控製權將導致政治關係收益的損失，這進一步強化民營企業家保留企業控製權。
3.政治關係、控製權配置與家族介入
政治關係帶來的控製權私人收益以及政治關係收益的依附性和不可轉讓性使得企業家在企業上市後保留企業的控製權，這將導致關聯企業的公司治理家族化和創始人家族對企業的介入程度提升。
（1）政治關係與關聯企業控製權家族化
Bebchuk認為，控製權私人收益越大，企業家在企業上市時更可能選擇自己成為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而Peng &Jiang把家族所有權和控製權定義為一個家庭（通過一個或幾個成員）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政治關係帶來的控製權私人收益越高，關聯企業的創始人越可能在企業上市時選擇自己成為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而根據Peng和Jiang的定義，企業家在公司上市後保留控製權使關聯企業的所有權和控製權呈現出家族化特征。
（2）政治關係與家族介入
企業家保留控製權的目的在於獲得政治關係的收益和控製權私人收益，隻有有效地實施控製權才能便利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控製權私人收益，而家族成員對企業董事會和管理層的介入是有效實施控製權和獲得政治關係產生的控製權私人收益的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