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卷三)最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籟最妙，，(《補遺》卷五)；即使對素材提煉加‘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象要生動、靈活、有趣。書中引證楊萬裏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象抒寫性靈。本書的精華在於“話”’而基礎卻在於“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麵。
本書所倡導的性靈說於康乾詩壇王士鎮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理說之外，獨開生麵，別樹一幟，江南江北靡然從之，並集結起性靈詩派，為反擬古、反考據為詩及使詩歌回歸抒寫真性情的軌道上來作出重要貢獻。對於本書，長時間毀譽不一。錢鍾書評本書“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後世之攻錯”(《談藝錄》第195一196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不失為公允之論。
本書正編最早版本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刻本，補遺為嘉慶年間隨園刻本。後來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的《隨園三十六種》、宣統二年(1910)上海鴻文書局的《隨園三十八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均收此書。此外坊間亦有單刻本，如民國三年上海寶齋書局有石印本《增圖隨園詩話》，附八幅插圖。建國後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顧學頡的校點本，1982年重印時又附錄了滿族人伍拉納之子《批本隨園詩話》批語及冒廣生、張爾田之跋語等資料，成為通行本。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筆者主編的校點本《袁枚全集》，對《隨園詩話》重新校點，1997年再版曾作修訂。
《袁枚全集》校點本《隨園詩話》，以嘉慶隨園藏版本為底本，參校了《隨園三十六種》本、《隨園三十八種》本、顧學頡校點本等多種版本。本書采用簡體橫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點本為基礎，並參校民國十二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本(本書按語簡稱“民國本”)，對全書重新校點，精益求精。但“校書真覺掃猶多”，金無足赤，差錯與不足之處，期望廣大讀者指正。
王英誌
1999年10月
(見卷三)最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籟最妙，，(《補遺》卷五)；即使對素材提煉加‘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象要生動、靈活、有趣。書中引證楊萬裏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象抒寫性靈。本書的精華在於“話”’而基礎卻在於“詩”，故書中采錄了大量印證詩論的作品，不拘時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別，尤可稱道者是閨秀之什頗多。本書亦有不少詩壇掌故、詩歌本事、詩人軼事的記載，雖不無庸俗之處，但可見乾隆文化狀況的一個側麵。
本書所倡導的性靈說於康乾詩壇王士鎮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理說之外，獨開生麵，別樹一幟，江南江北靡然從之，並集結起性靈詩派，為反擬古、反考據為詩及使詩歌回歸抒寫真性情的軌道上來作出重要貢獻。對於本書，長時間毀譽不一。錢鍾書評本書“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後世之攻錯”(《談藝錄》第195一196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不失為公允之論。
本書正編最早版本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隨園刻本，補遺為嘉慶年間隨園刻本。後來光緒十八年(1892)上海圖書集成局的《隨園三十六種》、宣統二年(1910)上海鴻文書局的《隨園三十八種》、民國上海掃葉山房的《隨園全集》排印本均收此書。此外坊間亦有單刻本，如民國三年上海寶齋書局有石印本《增圖隨園詩話》，附八幅插圖。建國後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顧學頡的校點本，1982年重印時又附錄了滿族人伍拉納之子《批本隨園詩話》批語及冒廣生、張爾田之跋語等資料，成為通行本。1993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筆者主編的校點本《袁枚全集》，對《隨園詩話》重新校點，1997年再版曾作修訂。
《袁枚全集》校點本《隨園詩話》，以嘉慶隨園藏版本為底本，參校了《隨園三十六種》本、《隨園三十八種》本、顧學頡校點本等多種版本。本書采用簡體橫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點本為基礎，並參校民國十二年上海會文堂書局本(本書按語簡稱“民國本”)，對全書重新校點，精益求精。但“校書真覺掃猶多”，金無足赤，差錯與不足之處，期望廣大讀者指正。
王英誌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