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來接仲成出獄。他入獄以後，老伴靠在煤建公司守自行車維持著家計。夫妻倆到家，看到牆上全家福中稚氣的兒子全身都發冷，他知道，自己入獄不久，兒子因為他也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了刑。
仲成隻有一個兒子，叫仲實，一九六五年秋考入省工業大學。中年得子，如今又上了大學，仲成老兩口再苦再累心裏也舒坦。但是，兒子隻上了兩學期，學校就停課鬧革命了。仲實參加了紅衛兵，參加過對駐校省委工作團“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參加過對校領導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但是，當一九六七年春天江青的“文攻武衛”出籠後，派性鬥爭從“打、砸、搶”演變成日益嚴重的武鬥，仲實從“造反派”變成了“逍遙派”。他搬回家一邊幫父母做些家務，一邊自學專業課。
仲實在爸爸入獄以後四處奔走申訴。然而，誰能接受他的申訴呢？煤建公司一位結合進革委會的老幹部過去是仲成的直接領導，十分了解仲成的為人，原本就感到仲成冤枉；仲實找到他以後，他想自己既然被結合進了公司領導班子，就應該有說話的權力，於是陪著仲實找到王政委如實談了自己的看法。結果，不但仲成的問題不見鬆動，他又被重新趕下台送到“五七”幹校再受審查。
申訴不靈，上告無門，還殃及好人。痛父心切的仲實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深夜裏，他打開毛主席語錄，看到“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動力”這句話受到啟示：對，走群眾路線，向人民呼籲！說幹就幹，單純的大學生找來紙筆，寫出“告全市人民的公開信”，連夜貼到興城廣場省革委會的院牆上。
這個工科大學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經過寫批判大字報的磨煉，練出了一支寫政論文的好手筆。這封公開信他寫了洋洋萬言，若隻敘說事實，力陳父親並無反動故意倒也罷了，大不了落一個“敵我不分”“立場不堅定”的認識錯誤；可他偏偏心潮澎湃地提出“要恢複法製”“要社會清明”，不僅僅呼籲“救救我爸爸”，還呼籲“救救中國！”這就成了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公開信”的抄件很快轉到省革委會和省支左委員會決策人手裏。這位決策人，一九六七年初進入地方支左後，宣稱自己旗幟鮮明，支一派壓另一派，引起另一派強烈不滿並公開反對，抬屍遊行，靜坐示威二十多天……
決策人並沒有從支左中認請極左的危害性。他看到《公開信》抄件後立即對政法組的成員講：“‘救救中國’，這不是一般的翻案問題，更不是敵我不分的認識問題！這是攻擊‘文化大革命’，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我們黨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與會者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時無言。良久，有人附和決策人的分析和定性；然而，也有人提出異議：“小夥子年輕，出身並沒有大問題，還是不要無限上綱……”
決策人見狀，立即拿出語錄本翻出黨的基本路線讓大家念。念畢，他不容爭辯地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背叛！抓階級鬥爭，我們千萬不能心慈手軟！”
這樣子，“救救中國”便成了年輕大學生仲實的反革命罪行。他哪裏知道專政鐵拳的厲害，不出三天便和自己的爸爸一樣被戴上了冰涼的手銬。而且，由於他拒不認罪，刑期比他父親還多了三年。
如今，仲實的刑期才過去一半。仲成在老伴陪同下到省監獄探望兒子。
仲實麵色有些蒼白，但兩隻眼睛深邃有神；仲成則佝僂著身軀，兩眼哀愁無光，父子形神對比之下顯示出年輕人充滿希望。仲實看到爸爸，撲到身前抓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急切地問候：“爸爸，您回家啦？”
“嗯，”仲成打量著兒子，鼻子酸酸地顫聲說：“孩子，冤枉啊！”
“爸爸！”仲實望著爸爸，深沉地說：“您和我都明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我們沒有罪，曆史一定會為我們作出公正的結論！我們忠心，我們獲罪。坐牢以後我反複想，我們的罪名恐怕在《萬國法典》上都查不出來，我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忠誠罪’。越坐牢我越感到我呼籲‘救救中國’無可非議！”
“‘救救中國’？‘忠誠罪’？”仲成喃喃自語，慢慢走出會見室。
“是的，‘忠誠罪’，‘救救中國’！”兒子重複道，神態充滿自信。
“保重啊，爸爸！”仲成聽到兒子深情的叮嚀，回過頭，兒子已經被帶走了。
……
仲成父子的案子，後來的年輕人將認為是杜撰的。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的時候，仲成已去世了；仲實已刑滿出獄在為平反繼續奔忙。一年後，在撥亂反正中糾正冤假錯案時，仲成父子的案子得以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