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如果德國或法國的通訊社能夠報道出我是誰和我拜訪的誰，豈不更好。
而在我們看來，兩個老朋友並不因為恰巧各自屬於不同的國家而在戰爭期間
偶然相遇時突然彼此回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因為 ↑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世界變得荒誕而自己也隨之變得乖戾。
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裏—我幾乎覺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間房
間。象當年一樣，桌麵上和扶手椅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寫字台上攤滿雜誌、
函件和紙張，那是一間簡樸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隱居室，但它卻與全世
界有著聯係，不管他到哪裏，他都要按照自己的習慣把房間改成這種樣子。
我霎時間忘了問候的話，隻是彼此握了握手—這是我幾年來第一隻可以重
新相握的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
但正是在這三年中，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我用外語談的話要比我
同自己祖國的任何人都要談得知已和坦率。我心裏完全意識到，站在我麵前
的這位朋友是我們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談的人代表著歐洲的良
知。隻有在那時我才認識到他在為促進彼此諒解而獻身的偉大事業中正在做
和已經做過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卻始終是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
有秘書；他要密切注視各國的動向，和無數向他請教公益事務的人保持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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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係。他每天要寫許多頁日記，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有這種要
親自記載曆史時代的責任感，並認為這是向後代應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記
今天又在哪裏呢？那些親筆寫下的無數日記本總有一天會全麵揭開第一次世
界大戰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種矛盾衝突。他同時還要發表自己的文章，那些
文章每一篇都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他還正在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格
萊昂波》—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擔起的巨大責任，是他一生中本著犧牲精
神、不遺餘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貢獻。在那人類的瘋狂年代，他處處為伸張
正義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沒有一封信不答複，沒有一本關於時代問題的小冊
子不讀；這位身體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嚴重威脅的人，隻能輕聲說話，同
時還要不斷抑製輕微的咳嗽。當時他不戴圍巾就無法穿過通道，而稍走快一
點，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這樣一位體弱而又堅韌的人在當時貢獻了難
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訐都不能使他動搖。他毫無畏懼地、清醒地注視
著那動亂的世界。我在一個活著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那種有
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即便在我寫的那本羅曼羅蘭傳中我也
未能把那種英雄主義充分描寫出來 （因為人總是不大好意思把活著的人讚美
得過分）。當我看到他住在那麼狹窄的一間鬥室裏，從那裏向世界各地射出
看不見的、使人振奮的光芒，我真是深為所動，好象我的靈魂受到了“淨化”
——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從那以後我深感到、而且現在確實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