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的痕跡能很快從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樣。
在出差的最初幾天，我還沒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戰爭景象；後來，戰爭的
麵目才超出我最壞的想象。由於幾乎沒有載客的列車通行，有一次，我在一
輛運送炮車的敞篷車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輛運牲口的車廂裏，裏麵發出
濃烈的惡臭，許多人疲倦極了，互相挨擠著，東倒西歪地竟睡著了，好象在
拉往屠宰場的途中一個個已經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運傷兵的列
車了，我曾被迫乘坐過兩、三次這樣的傷員車。啊，它跟那些光亮潔淨的白
色救護車哪裏有共同之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維也納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
高貴的女士們曾扮做護理病員的護士在那種自色救護車裏讓攝影師把她們拍
下照來。我看到運傷員的都是一般的貨車：沒有一扇象樣的玻璃窗戶，而隻
有一個窄窄的通氣小窗，車廂裏用的是被煤煙熏黑的油燈照明，不禁令人毛
骨悚然。簡陋的擔架一付挨著一付放在那裏，擔架上躺著的全是不斷發出呻
吟、額角流著汗珠、臉色如死人一樣蒼白的人，他們在尿、糞及黃碘的濃烈
氣味中拚命地吸著空氣。軍隊的衛生員走起路來更是搖搖晃晃，他們已經疲
憊不堪。那裏也看不到那種照片上泛著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麥稈上或硬擔
架上的人蓋著早已滲滿了血跡的毯子。在每一節車廂裏都有兩三具屍體橫臥
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yín]的傷員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談過，他對我說，
他本來隻是匈牙利的一個小城市裏的牙科醫生，已經有不少年沒做過外科手
術了。他顯得非常絕望。他說，他事先向七個車站發去電報，要求提供嗎啡，
可是所有的藥品都已用光，藥棉沒有了，幹淨的包紮用品也沒有了，而到布
達佩斯的醫院還要二十個小時。他請求我幫他忙，因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
疲倦得無法支持下去了。我答應試試，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過還能有點
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車幫助提幾桶水，水質又壞又髒，本來隻是機車用水，
現在卻成了清涼飲料；水，至少可以把傷員擦洗一下，揩淨不停滴在地上的
血跡。對來自各個民族、被一起塞進這口帶著滾動輪子的棺材裏的那些士兵
來說，還有一個人際之間的困難，那就是各種語言障礙。醫生與護士都不懂
魯提尼人①的語言和克羅地亞語。唯一能幫一點忙的是一位白發蒼蒼的老牧
師，他—象醫生沒有嗎啡一樣感到絕望—也從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
說，他設法從事他的聖職活動，因為他沒有油去作臨終塗油禮的儀式了，他
說，在他漫長的一生裏，他還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在最後一個月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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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的人。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憤怒的聲調說出的那句話：“我
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見的東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認為，人類犯下這樣的罪行
是不可能的。“
我在國家途中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拂曉進入布達佩斯。我立即向旅館奔
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覺，因為在車廂裏，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