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還聽寫出來

的話,這也是他們期待著想聽到的話。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沒有一個作家的

話會起一丁點兒作用—不管是好,是壞。時至今日,還沒有一本書、一本

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能打動群眾的心靈或直接影響他們的▲

覺給我以勇氣常常寫文章,以通過對事情作出回答和反應來讓一切和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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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隱居的人站出來,我不時給德國與奧地利的大報寫稿,從

而獲得了一塊重要陣地。當局原則上是反對的,但並不可怕,因為我從來不

涉及敏[gǎn]的政治,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所有的文學家是極其尊敬的,

如果我今天瀏覽一遍我當時悄悄地塞到最廣泛的公眾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

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戰進行之中熱

烈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是她把戰爭指責為犯罪的犯

罪;我還把巴比塞的《火線》在奧地利的一家報紙上作了詳細的介紹。我們

要想在戰爭期間把那種不適對宜的觀點介紹給各階層的廣大群眾,我們當然

得想出一套辦法來。為了說明戰爭的殘酷和後方的漠不關心,自然有必要在

一篇向奧地利介紹《火線》的文章中特別強調一個“法國”步兵的痛苦。不

過,幾百封從奧地利前線來的信件向我表明,我們的步兵對自己的命運也認

識得十分清楚。選用的辦法還有:為了說出我們的信念,我們佯裝互相攻擊。

比如我的一個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中反駁我的文章《致外國的朋友

們》;他用這種所謂的論戰將我的文章全文翻譯印出,然後成功地把它傳到

法國,在那裏,每個人都能讀到它 (這就是目的)。我們用這種方法互相打

著閃光的信號燈。後來,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們這種信號的傳遞是多麼默

契。當意大利於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那裏頓時掀

起一陣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責罵,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

一位名叫卡爾波埃裏奧的意大利青年寫的回憶錄,他是十九世紀意大利統

一運動時期的人,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一次他去訪問歌德時的情景。為了在那

仇恨的喧囂聲中證明意大利人和我們的文化早就有著最密切的聯係,我故意

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訪問歌德》,因為那本書是由貝內代

托克羅切 寫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順便說了幾句向克羅切表示崇敬的話。

在一個不許讚揚敵對國家的作家或學者的時代,對一位意大利人說出表示欽

佩的話,這在奧地利無疑是一種明顯的示威,而它在國界以外是會被理解的。

當時在意大利還是部長的克羅切後來有一次跟我說:部裏的一位並不懂德語

的職員是怎樣驚慌失措地告訴他,在戰爭對方的大報上有反對他的文章(因

為那個職員想,在那個時候報上點名,隻能是敵意)。克羅切叫人拿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