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如此全麵的變化，這是由一係列因素造成的：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學說、體育運動的發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獨立等。十九世紀的市民
道德，基本上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如果想區分它和我們今天流行的
更為自由、更為無拘無柬的觀念有什麼不同，那麼也許首先應該看到這樣一
個具體狀況：那個時代由於感覺到自己內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回避性問
題—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在人們尚且真誠信奉宗教的更早時代，尤其
是在嚴格的清教徒時代，性問題倒反而容易解決。中世紀的權威們曾一味深
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欲乃是猥褻和罪孽。他們正是本著
這種信念對待性問題。他們用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尤其是在喀爾文
教的日內瓦—貫徹自己僵化的道德觀念。而到了我們那個世紀，就不同了。
那是一個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寬容時代，因此也就不敢再采取
這樣一種極端的革出教門的嚴厲手段。不過，我們那個世紀仍然覺得性問題
是一種造成不太平的亂世因素，是和當時的倫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
讓性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愛情，
都有悸於資產階級的所謂“正派作風”。鑒於這種矛盾，我們那個時代發明
了一種特殊的折衷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規範雖不禁止年輕人過自己的性生
活，但卻要求年輕人以某種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處理這種難堪的事。既然性問
題已不能從這個世界上消除，那麼至少應該讓它在社會風氣範圍之內看不
見。於是形成了這樣一種默契：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裏，以及在公眾場
合，都不談論這個令人不快的情結，把能引起想到性欲存在的一切念頭都壓
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訴我們，誰想有意識地去壓抑自然的情[yù]衝動；情[yù]並不因
此而消失，隻不過危險地進入潛意識罷了。所以我們今天很容易對當時那種
無師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倆啞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紀卻完全囿於這樣一
種妄想：以為人能夠用理性主義的理智解決一切衝突；以為人把自然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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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得越深，自己那種令人煩躁的衝動也就越能得到緩解：以為隻要對年輕人
從不提起性欲的存在，他們也就會忘卻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欲。當時，社會的
各個方麵都抱著這種通過不聞不問的辦法來克製性欲的妄想，共同組成一條
守口如瓶的封鎖線。學校、教會的牧師、沙龍、司法機關、報刊、書籍、社
會風氣，原則上都回避談到任何性的問題；甚至科學—它自身的任務本來
應該是對一切問題進行毫無約束的探討—也以可恥的方式參與這種“自然
而然的不光彩行徑“。科學也以研究這類汙穢的課題將有失科學的尊嚴為借
口而屈服了。如果我們今天翻閱一下當時的哲學、法學，甚至醫學方麵的書
籍，我們將會一致發現：凡是涉及性問題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那些
研究刑法的學者們在學術會議上討論監獄中符合人道主義的措施以及牢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