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操房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每踏一步，塵土揚起一米高。而這樣一來，也
就算是考慮到了衛生保健措施；國家也就算對我們盡到了“智育基於體育”
的“責任”。許多年以後，當我路過那幢暗淡、凋敝的樓房時，我還有一種 @本@作@品@由@思@兔@在@線@閱@讀@網@友@整@理@上@傳@
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總算不必再跨進那間我青年時代的牢房了。而當那所顯
赫的學校舉行五十周年校慶時，我作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請，要我在部長
和市長麵前致賀辭，但我婉言謝絕了。因為我對那所學校沒有什麼可感激的，
所以，任何一句感謝之類的話也無非是謊言而已。
不過，那種令人沮喪的學校生活也不能怪我們的老師。對於他們，既不
能說好，也不能說壞。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
可憐蟲。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隸，束縛於官署規定的教學計劃，他們也象我
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我們清楚地感覺到：當中午學校的鍾聲一
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獲得了自由，歡愉之情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
愛我們，也不恨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過了好幾
年，他們也還隻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而且，就當時的教學方
法而言，他們除了批改出“學生”在上次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以外，再也沒有
什麼要關心的了。他們高高地坐在講壇上，我們坐在台底下；他們提問，我
們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前沒有任何聯係。因為在師生之間，在講壇和課
椅之間，在可以看得見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見的眼皮底下之間，隔著那堵
看不見的“權威”之牆，它阻礙著任何的接觸。一個教員理應把學生當作一
個希望對他自己的特殊個性有深入了解的人來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見
慣的那樣，有責任為學生寫出“報告”，即把他觀察到的學生的情況寫出來，
但在當時，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權限和能力的。更何況，私人談話還會降低
他的權威性，因為這樣談話很容易使我們這些“學生”和身為“前輩”的他
平起平坐。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教員之間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邊的一點
是，我早已把他們所有人的名字和麵貌忘得一幹二淨。在我的記憶中，隻清
清楚楚保留著那座講壇和那本我們始終想偷看一下的班級記事簿的形象，因
為裏麵記著我們的分數。我今天還記得那本教員們主要用來評分的小小的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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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本，記得那支用來記分的黑短鉛筆，記得自己那些被教員用紅墨水批改
過的練習簿，但是我怎麼也記不得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臉—也許因為我
們站在他們麵前的時候總是低著頭或者從不認真地看過他們一眼。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不是一種個人的成見；我記不得在我的同學中有誰
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誌趣。不過，
隻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對我們它少年的教育采用這樣一種冷漠無情
的方法，並不是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而是包藏著一種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