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詩旅放歌人生
一賀敬之，一代詩雄。審其所作，韻無論新吟舊什，體無論歌詩詩歌，莫不反響至隆，回音久遠。複考來路，彼亦在在淵源有自，似可以八字概之：紅色之旅，放歌人生。相關史料尚夥，珍聞趣說甚夥。本作者頗為心儀，勤加甄采，殷殷不忍少有掛漏。特仿前賢，上追劉義慶《世說新語》之體，近摹鄭逸梅《藝林散葉》之筆，試琢屑小之璞，以寫五嶽之勢；或以餖飣登盤，聊為盛宴之佐。
二賀敬之早期詩篇為人引稱者，有《行軍散歌》。內容所涉為解放區軍民艱苦卓絕之精神風貌和魚水難分之親密關係，筆調清新雋永，韻律輕靈剛健。如寫姑娘們往紅軍手裏塞紅棗一節：“吃我的紅棗不要錢，嘴裏吃了心裏甜。”“吃你的紅棗我記賬，流水賬寫在槍尖上。”“消滅敵人勾了賬，回來再聞你棗花香！”一則以活躍深情，一則以風趣幽默。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真乃載欣載奔，滿紙詩聲矣。
三賀敬之鄂西均縣在讀日，已是宣傳抗戰的積極分子。其下鄉宣傳群眾，亦撰宣傳稿件。國文老師不時將其富於戰鬥性之詩作，從“作文本”中選出來，張於教室，召諸徒觀摩，惜乎而今已無法覓其底稿。事見白莎、劉允盛、呂兆修供料，白峽據以成文之《賀敬之流亡中的詩生活》。供料者係自鄂遷川的“國立第六中學”的敬之同學。
四賀敬之詩歌創作始於1939年。是歲秋，彼詩曾為同學顧牧丁所編成都《新民晚報》副刊備載，惜乎其刊其詩均作廣陵散。故賀作於1940年春之赴延安途中的組詩《躍進》，後歸胡風編選之《七月詩叢》第一集《我是新來的》，署名“艾漠”。史稱此乃讀者所能看到的詩人最早公開發表之詩作。
五1940年春，賀敬之同學四人，曆時四十日，徒步自川入陝。其間迭經種種磨礪，衝決重重關卡，終抵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時負責接待者，為女同誌王平。令賀每飯不忘的是，“記得當時的第一次飯就是大饅頭、土豆燴菜。整整四十天，我都沒吃過飽飯了，當然高興。但十六歲的我卻不敢吃，悄悄碰了一下同伴，說：‘我們已經沒有錢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同誌聽了立刻笑起來：‘小鬼，放心吃吧。這裏不要錢。’我們四個人當時都會心地笑了。這就是我們的革命軍隊，這就是我們的黨。”言及此，賀對訪者含淚感慨道，“我一無所有，革命給了我一切，養育全憑延河水。”複謂：“黨在前進的征途中，無論有多少曲折和失誤，也畢竟是黨啊！”
六1940年，賀敬之於抵延未久即作魯藝頌《不要注腳》，其雲：“在藝術的／兵營和工廠，／我們是／戰鬥員和突擊者，／工作不息！”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將其目為賀氏一貫堅持的詩歌宣言。又注意到，四十年後，賀序英譯本《郭小川詩選》時，進一步發揮這一詩學觀稱：“詩，必須屬於人民，屬於社會主義。按照詩的規律來寫和按照人民的利益來寫相一致。詩人的‘自我’跟階級、跟人民的‘大我’相結合。‘詩學’和‘政治學’的統一，詩人和戰士的統一。”此適為政治抒情詩人所持之信念也。
七賀為現代麥詩之宗。賀敬之置身於延安革命大集體中，個中充滿勃勃生氣。對這詩樣的生活，賀每以詩之，《生活》有雲：“我們是小麥，／我們是太陽的孩子”；“我們流汗，／發著太陽味，／工作，／在小麥色的愉快裏。”續雲：“生活／甜蜜而飽滿的穗子，／我們兄弟般地／結緊在穗子上。”少年詩人此作，曾獲聞一多青眼，遂為其掌編之《現代詩鈔》所嘉納。查當代詩人海子一代所詠歎者再之麥子、麥地之子等語象，料非一空依傍，而實淵源有自耳。衡諸後之來者，所詠水準當未逾前賢也。
八《羅峪夜渡》，作於1944年。雖係殘稿，仍為史家所重。案作者賀敬之嚐雲：“《羅峪夜渡》原是想寫劉誌丹同誌東征到犧牲的經過的一首長詩，最初題目叫《劉誌丹之死》。但隻寫了這一段就停下了。”事見《笑·後記》，該著有“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至於是作何以未竟全璧，原委不知，待考。
九賀敬之少時轉益多師，攻玉他山，厚奠於茲，曾作抒情長詩一，約三二千行。據聞是作有馬雅可夫斯基之韻味，有惠特曼式長句，有《離騷》之浪漫主義手法，囊括古今，包舉天地，從奴隸社會一直寫到延安時期。在賀全部詩作中，論篇幅此為最宏者，惜黃鶴杳然，不知所蹤。
十1941年6月23日，賀敬之經由張鐵夫、程堃紹介，被魯藝黨組吸收加入中共。賀入黨前一日，蘇德戰事爆發。彼作為新黨員，每謀為這場反法西斯之戰貢獻一己之力，後行未果。所作歌詞《紅色的軍隊，前去》，經由麥新譜曲，一時廣為延安軍民傳唱。麥新，《大刀進行曲》作者。
十一賀敬之進入延安魯藝，莘莘在讀，刻苦逾常。期間，毛澤東主席時或來院演講，賀嚐仰承之。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請柬係毛澤東與凱豐所由聯名發出。時賀尚年少，且於文名未彰，故未能與其盛。所幸後不久，在周揚等邀請下，毛澤東蒞臨魯藝文學係作有關報告，賀氏與馮牧等同學環繞在側，親聆清誨。適主席興致甚佳，就文藝問題，暢演兩小時之久。其曰：“社會是個‘大魯藝’，比起這個‘大魯藝’來，你們的魯藝隻能算是個‘小魯藝’。你們再行，如果離開了社會生活和群眾鬥爭這個文藝創作的惟一源泉，那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以，你們還是應當投身到群眾火熱的鬥爭中去”雲雲。毛主席做著手勢，以濃重之湘音所示者，給坐於旁邊聆教的少年賀敬之留下極深印象，乃至曆久不泯。
十二為探賀敬之何以對毛澤東延座講話抱以巨大熱忱，劉潤為嚐以精神現象學釋之，稱此係特定的“先在結構”或“前在圖景”所由決定。考賀氏出身貧苦，故自幼培養起深厚的勞動人民感情和鮮明的被壓迫階級立場，起彼早期之詩作、延安時期之劇作觀之，均可印證。而自延安始，則可認為，《講話》精神滋養了敬之一生、改變了敬之一生、照耀了敬之一生、成就了敬之一生。詩人通過《放聲歌唱》呼告：“我們的未來時代啊，／請你把我／用‘延安人’的名義，／列入／我們隊伍的／名單裏！”適以資證劉之研判，誠不失為的論也。
十三歌曲《南泥灣》誕生於1943年。時賀敬之魯藝在讀。某次，彼曾偕眾一道去南泥灣勞軍。事先“魯藝”特為備一小型秧歌劇《挑花籃》，率由八名女生肩荷八隻花籃，邊跳邊唱，最後把花籃獻與三五九旅戰士。是劇計為兩段：前段依陝北榆林地區流行的曲子填詞，內容係表當時根據地麵臨之形勢；次段專唱南泥灣，由賀作詞，馬可譜曲。樸素，優美，熱情，易記好學，人皆喜之。又經郭蘭英珠喉之出，更是騰播人口。尤其在《東方紅》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中，其作為反映延安時期生活的曆史歌曲出現，遂成為共和國紅色經典之作。又，賀與郭小川曾一道參加過史詩《東方紅》之創作活動。
十四《南泥灣》詞曲創作有因緣。1940年初，三五九旅部隊響應毛澤東“自力更生，自給自足，克服困難，建設邊區”之號召，進駐南泥灣，一則膺任黨中央之警衛司職，一則治以生產，創建了英雄主義業績。值賀敬之迭經流亡生活，投身延安未久，故抑製不住其對新生活的喜悅和對眾英雄的崇敬之情，乃於1943年作詞《南泥灣》。又，馬可作曲家三年前曾過是處，但見荒草叢生，野獸成群，而今美色處處，如置畫中。尤其是戰士們用樺樹皮拚成的標語，更使人深受教育與鼓舞。標雲：“要把南泥灣變成陝北的江南！”情動之頃，馬氏為賀詞譜曲，作為秧歌舞《挑花籃》之插曲，隨著延安魯藝秧歌隊來至南泥灣，獻諸群英。
十五丁寧述憶稱：“我的家鄉膠東半島，文化比較活躍，信息比較靈通，延安唱出了《南泥灣》，很快就傳給了我們。‘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不用譜，不必教，濃濃的民間情味兒，清新美妙的旋律，贏得幹部、農民、戰士、青年們的喜愛，一下子就唱開了；戰時中學的女學生，自己編個花籃兒，腰裏係一條紅綢子，邊唱邊舞。”丁謂是歌弘揚了一大主題，即“延安精神”。人們因此獲悉有個“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南泥灣；延安氣壯山河之大生產運動，給予硝煙彌漫、艱苦奮鬥的家鄉人民之鼓舞甚巨。
十六在延安革命曆史博物館內，賀敬之作詞、馬可作曲之《南泥灣》歌單，赫然張於譜架之上。吳邦國委員長來參訪，嚐立於架前，與隨行者同聲演唱此歌。餘於2005年4月5日晚央視新聞聯播節目中，獲睹斯景。
十七賀敬之歌詞《翻身道情》作於1943年，陝北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鬧翻身”的火熱情感，於斯盡傳。由於該詞未之署名，故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劉潤為釋之雲：“這個‘誤會’恰恰證明了作者深入陝北農民生活，體驗陝北農民情感，學習陝北農民語言的成績。也就是說，這時他已經完全摒棄了過去某種程度上的歐化傾向，而代之以民族化、農民化、陝北農民化的情感方式和語言形式。用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寫出他們對新生活的新感受，這——就是這支歌傳唱半個世紀而且還將繼續傳唱下去的秘密所在。”
十八賀敬之於音樂一門，詞曲兼擅。《南泥灣》《七枝花》諸詞即出其手。因應工作之需，不惟迭出歌詞佳品，還曾於張家口報刊載其曲作，其洞達音律，由此可知也。迨晚近，賀曾對傳記作者笑稱：“當然，我不是音樂家，全國解放後就沒有寫曲了。”
十九賀敬之1947年6月嚐親曆青滄之役。是時彼以“文書”身份從軍司職，教唱軍歌，鼓舞士氣，乃部隊受保護的“文化人”。孰料戰事一開，其不顧營長勸阻，主動加入突擊隊，投身戰鬥。戰後獲記功獎勵。由是，戰士本色，老兵氣韻，形諸賀氏所抒所吟。學界以戰士詩人譽之，非所喻也，洵其實也。
二十賀敬之亦嚐“觸電”。《白毛女》電影歌曲集之單行本，北京新電影雜誌社1951年版，署名賀敬之、張鬆如作詞。案張鬆如疑為公木。又，電影劇本《白毛女》，人文社1952年北京第一版，署名水華等改編，賀敬之參加了歌詞之改編工作。
二一值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戰場上的勝利反攻，賀敬之為之欣欣。展望紅旗所指，已成破竹之勢，遂於1948年作詞《勝利進行曲》，度之以曲，披諸管弦，旋於各地傳唱開去。作者本人亦赳赳其伍，同唱是曲，進入古都北平。
二二建國初期，賀敬之由於“一直臥病，很多時間住在醫院和療養所”，加之司職不能離開辦公室，“深入群眾鬥爭生活和從事寫作的時間很少”。因此，期間僅作《民主建國進行曲》等歌詩數事，庶幾不見有重要新作問世，乃至《文藝報》1956年1月號曾刊漫畫配打油詩雅謔之，略雲：“你的《白毛女》，頭發白了又黑，黑了又白，你的新作為啥還不出來？”按賀氏數載歌喉消歇，除卻前述原因而外，揆其內因，主要還是由於序入新時代，詩人對新的生活還有待於一個觀察、認識、消化之過程。實則，賀氏烈烈詩心何曾一日去懷，彼於病中嚐殷殷自我策勵雲：“努力地向前輩學習，向同時代的許多創造了成績的同行們學習，以加快自己的腳步。”未久，即有《回延安》驚世。
二三《回延安》成於1956年。是年春，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赴延主持西北五省（區）青年造林大會，中國青年報社邀約賀敬之加入采訪之旅。時當初春黎明飄雪天，賀氏隨團飛抵延安，重返闊別十餘載之革命聖地，竟夕沉浸於無比幸福和溫暖之中。離延前一日，適東道主辦聯歡會，有征於賀，請出一節目。因諳於陝西“信天遊”曲調，故采以傳達此行之感受。據詩人後來追述當時成詩經過有雲：其“連夜突擊，一邊唱一邊流淚，一邊用筆記下來。由於心情激動，不知不覺感冒了，嗓子失音唱不出聲來了，不能到晚會上出節目，就由陝西人民廣播電台要去，不久在《延河》雜誌上發表了。”又有史料稱，是作嚐由人在該晚會上代演。賀因病未能與盛。演出結束，經人轉告，所作獲熱烈反響。
二四賀敬之《回延安》首載於《延河》，1956年6月號。未幾，即有人薦之於聞山。後者欣欣道：“不怕人說我是‘形式主義’，我的確是一看見這詩的形式，就先已高興。這是日夜飄蕩在陝甘高原的山野之間的‘信天遊’，好難啊！過去，從‘信天遊’的胎裏，雖然孕育過像《王貴與李香香》《死不著》這些十分出色的詩篇，但自從詩人們進城以後，也許是由於耳邊再難得聽到放羊娃們唱的陝北牧歌，也許是因為還不慣於用這種形式來表達城市的生活和感受，李季、阮章競、張誌民這些熟諳民歌的歌手們，似乎都不約而同地改了板。好久以來，我們一直讀不到這一類的好詩。《王貴與李香香》等等，快要成為‘絕唱’了。這真教人憂心。因此，看到賀敬之同誌重新運用這種美好的形式，我覺得是詩的創作事業的幸運。”言者聞山，資深詩論家、編輯家。或謂《回延安》一出，不啻高山流水，空穀足音，聞山則無異知音者也。
二五1961年，臧克家嚐謂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回延安》《三門峽歌》和《桂林山水歌》，庶幾可代表賀之藝術風格和成就，而對《回延安》尤加青眼，其曰：“這是解放以來我最喜愛的一篇詩，恐怕也是賀敬之同誌的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詩。”又稱：“本想摘下些句子來作為例證，可是嗬，像入了花園，對著千紅萬紫，我卻沒處下手了。這些兩行一排的小小的詩句，它具有多麼大的動人力量，它的內涵是多麼豐富嗬！景色，人物，情感，思想，交融在一起，多麼和諧，多麼美好嗬！寫延安，用了‘信天遊’的調子，形式和內容得到了統一。”至此，臧氏在對上述數詩逐一作過比並後，究其原因，綰之雲：“我想這是由於詩人對延安生活太熟悉、太熱愛，受到的影響太深厚了，概括起來容易，不求深而自深，不雕琢而佳句自來碰手。生活、思想的深度是藝術作品深度的根源。這一點是顛撲不破的定律。”詩人論詩，所感深致；知人論詩，所切精準。臧之論賀，何其到位也。
二六孫克恒等研究者指，《回延安》，應該說是作者早在1942年所作《我的家》一詩的進一步發展。或曰：名作多有初寫本。
二七《回延安》法取乎比興，情跡近原初，其深情款款道：“羊羔羔吃奶眼望著媽，／小米飯養活我長大。”繼則又雲：“東山的糜子西山的穀，／肩膀上的紅旗手中的書。”“手把手兒教會了我，／母親打發我們過黃河。”盡出腑髒，且僅六行，便形象地概括了詩人仰承革命哺育之悠悠歲月，聞山激賞之為“極為卓越的構思”。
二八《回延安》發表之初，雖獲一片彩聲，亦曾遭逢批評。詩中唱道：“滿心的話兒說不出來，一頭撲進親人懷……”有讀者質問詩人：重訪延安，天親地親人更親，有話就痛痛快快地說，你反倒有話說不出來，是有苦難言，還是懷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餘嚐假座講堂，論及詩歌之含蓄藝術時，每援此例，質者之問，皆引人發一大噱也。
二九陳長吟所著《黃土地上信天遊》，係導遊之書，有2004年湘藝版。內辟革命聖地延安專章，其紹介寶塔山雲：是山乃延安的標記和象征，它一度成為中國青年心中的燈塔。複征賀敬之《回延安》詩曰：“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文稱所詠反映了一批革命戰士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