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時期以來：戲說時代的無奈，
史實、經典共徘徊
雖然《沙家浜》以其無可爭議的藝術成就入選“紅色經典”，但是誕生於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特殊環境中，它仍然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樣板戲”由於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而流行，致使文本中表現出濃鬱的意識形態化色調，也造成其藝術性上的某些缺失。到了新時期，顛覆經典的再創造又開始流行起來。
2003年，《江南》雜誌發表了青年作家薛榮的中篇小說《沙家浜》。這個3萬字的小說《沙家浜》與話劇《沙家浜》相比，雖然沒有脫離故事的基本內核，但是，人物形象的意義卻相差了十萬八千裏，所有的人物形象都遭到了徹底顛覆：郭建光不再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而變成了在暫時的失敗麵前彷徨猶豫、委委瑣瑣的小白臉，躲在阿慶嫂的小茶館中，為了救被俘的傷病員，不得不向胡傳魁妥協；阿慶嫂還是那個潑辣的老板娘，但她同時又多情風騷，“光明正大”地做了胡傳魁的姘頭；同時，又對英俊的郭建光產生了“好感”，而對自己的丈夫阿慶則充滿了鄙夷。她想方設法地掩護死裏逃生的郭建光隻是出於私情，而非革命戰友的責任感；胡傳魁則是一個在打鬼子上有著投機心理的草莽英雄；在京劇《沙家浜》中沒有出現的阿慶出現在小說中，顯得極其渺小卑微，他對阿慶嫂的放蕩敢怒不敢言。這篇小說發表後當然招來罵聲一片，作者薛榮麵對鋪天蓋地的苛責，試圖為自己的改寫做出辯解：
“我是突然發現所有的樣板戲都有很大的問題，特別是人性的缺席。‘文革’是我們民族心靈史上一道抹不去的陰影，我試圖用一種解構的手法敘述發生在抗日時期的一個故事。以此觸動人們去反思積澱在頭腦中的‘文革’意識。”①薛榮：《阿慶和沙家浜》，紅孩主編：《2003中國爭鳴小說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我的創作隻是將他們之間的人性化關係虛構出來，小說創作隻是對當時那個環境下人性化創作的實驗，跟所謂的‘戲說’沒有任何關係。”①《小說〈沙家浜〉作者首次打破沉默借信報談創作》，2003年2月25日《北京娛樂信報》。
可是無論作者如何狡辯說自己是想力圖還原人物真實人性的一麵，都掩蓋不了他嘩眾取寵戲說曆史作踐英雄的事實。歸納起來看，批評的聲音主要有以下幾種：①徐亞東：《〈沙家浜〉：兩度重寫及反思》，《名作欣賞》，2005年第14期。
一是“戲說”、“胡說”論。批評者從曆史的眼光出發，以基本史實為準繩，認定小說中的內容是對曆史事實的肆意歪曲和“胡說”。2003年2月27日，沙家浜鎮及沙家浜革命曆史紀念館召開“小說《沙家浜》評議會”，會上，當年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新四軍老戰士黃繩之認為，無論是之前的滬劇《蘆蕩火種》還是改編後的京劇《沙家浜》，依據的都是戰爭年代常熟人民真實的抗日曆史創作而成。所以，小說中對英雄人物形象毫無根據的篡改，是對曆史的極度不尊重。①據《北京娛樂信報》2003年3月2日報道。
二是“英雄褻瀆論”。小說既然歪曲了曆史，也就將英雄硬生生地拉下了神壇。在薛榮筆下，革命鬥爭年代的英雄墮落成了欲望時代的懦夫，革命者們不再機智、勇敢、鬥誌昂揚，而是沉浸在欲望的陷阱裏，渾身散發著猥瑣、無恥、優柔寡斷的悲觀氣息。英雄人物遭到了褻瀆，民族情感被嚴重摧殘，人們心中長期沉澱下來的主流價值麵臨著被嘲弄的命運。小說觸犯了中國人最基本的是非觀念。
三是“政治錯誤論”。這部小說毫無顧忌地篡改了曆史事實，把真的說成假的，美的說成醜的，善的說成惡的，刺痛了老百姓的心。論者認為，對小說“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應該進行嚴肅批評，進行認真的處理，甚至可以追究法律責任”。而就在“小說《沙家浜》評議會”上，沙家浜鎮鎮長朱亞輝宣布將把小說作者薛榮和小說的刊載者《江南》雜誌告上法庭。①據《北京娛樂信報》2003年3月2日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