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紀60年代後期—70年代:揮師北上光耀萬丈——《沙家浜》(2 / 3)

1964年4月27日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給予了高度評價。毛澤東青年時代曾經在北京工作生活過一段時間,他也是京劇迷,對於京劇如何演好現代戲也非常關心,並曾經專門與京劇界人士就這個問題進行過交流。1964年7月23日晚,毛澤東在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京劇《蘆蕩火種》。看得出來,他也被這出戲吸引了,簡直看得入了神。戲演完後,在與劇團編導和演員進行座談的時候,毛澤東在肯定了《蘆蕩火種》取得的成就的同時,也就劇本的進一步修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覺得劇中新四軍的音樂形象不飽滿,要鮮明地突出新四軍戰士的音樂形象;二是軍民魚水關係不夠突出,要加強軍民關係的戲;三是結尾不合適,原滬劇《蘆蕩火種》的結尾是新四軍利用胡傳魁結婚,化裝成吹鼓手、轎夫,搞出其不意的襲擊,本來汪曾祺在將其改編成京劇時也是如此處理的,可是毛澤東認為,這樣一來,結尾成了鬧劇,全劇就成為風格不同的兩截子了,應該改為新四軍正麵打進去,要突出武裝鬥爭的作用,強調用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既然戲是兩截,改起來就不困難,不改,就這樣演也可以,戲是好的;四是蘆蕩裏都是水,革命的火種怎麼能燎原呢?再說,那時抗日革命的形勢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火焰了嘛!故事發生在沙家浜,中國有許多戲用地名為戲名,這出戲就叫《沙家浜》吧。①《從〈火種〉到〈沙家浜〉》,2003年3月17日《南方周末》。在談到京劇的唱詞時,毛澤東又說:“京劇要有大唱段,老是散板、搖板會把人的胃口唱倒的。”①袁成亮:《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誕生記》,《黨史縱覽》,2005年第2期。大家都沒料到原來毛主席對京劇還這麼有研究,對這位偉大領袖的景仰之情又更進了一步。而毛澤東對京劇《蘆蕩火種》的肯定和中肯的修改意見,再加上他和藹而又風趣的言談舉止使大家那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在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觀摩後,編寫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將劇名最終定為《沙家浜》,並對原來《蘆蕩火種》的劇本又進行了新一輪的改編,終於形成了我們現在見到的京劇《沙家浜》,並於1965年3月重新公演。經過了多次修改的京劇《沙家派》與滬劇《蘆蕩火種》相比,發生了多處顯著的變化,如以地下鬥爭為主的劇情向突出武裝鬥爭側重;一號人物也隨之由阿慶嫂改成了郭建光;喬裝改扮潛伏於胡傳魁婚禮中,相機殲敵的結局,改成飛兵連夜奔襲,正麵武裝攻入沙家浜。

滬劇《蘆蕩火種》改編成為京劇《沙家浜》,是“按照當時的政治需要,比較徹底地實現了由曆史事實到符合當代意識形態要求和最高權力話語的藝術創造。”①李曉峰:《關於小說〈沙家浜〉爭鳴的再思考》,《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2004年第2期。改編的結果,完全體現了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特征、規範和要求,將《沙家浜》英雄人物終於推向了神壇的巔峰。這些按照“高、大、全”的標準和“三突出”的要求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在普通民眾的眼裏充滿了“神聖性、崇高性、全知全能性”①鮑煥然:《祛魅之後的“英雄人物”為何如此尷尬》,《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卻失去了作為人所應該有的基本屬性。人性在革命性、英雄性和階級性的層層壓製下被嚴重扭曲變形直至缺失。單一化、模式化的階級關係取代了原本豐富多彩的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這樣,隻剩下了純粹的“空殼”英雄兀自矗立,最後被簡化為簡單的政治符號。當然,這樣的評價隻能發表在思想解凍之後的當今社會。在全國人民熱情高漲爭先恐後地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年代,他們眼中的樣板戲《沙家浜》已經是相當完美了。他們代表著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和英雄主義,他們體內積蓄著充沛的革命激情與紅色理想。這樣的英雄,不僅在國內被捧到了極高的位置,在國外的社會主義陣營裏,也受到了極大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