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頭的改動，情愛敘事的修改一方麵出於作者史詩性的藝術追求，另一方麵積極適應了政治上的需要。“比較起來，柳青等更堅定地實行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決心，更重視農村中的先進人物的創造，更富於浪漫的理想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時代精神’和‘曆史本質’的雄心。”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0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相對於趙樹理等農村題材作家，柳青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幹部—作家”的文化身份。從而有意識地使自己的創作成為國家革命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對國家所規定的規範和秩序由衷地維護。“作為作家，柳青必須顯示民間實際狀態：寫農民的日常瑣細和恒常心態，寫他們對土地的深情、發家的渴望、原始欲和性散漫，乃至吵嘴打架的場麵。但作為‘幹部—作家’，柳青又必須以國家意識形態：國家的政策、法規、尤其是公有製的係統觀念去矯正那種民間狀態。寫作《創業史》正體現了柳青用國家想象和國家意識形態去規勸、化育農民的用意。”①金宏宇：《〈創業史〉：修改意向和版本本性》，《三峽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正是因為這種“幹部—作家”文化身份，柳青才不斷地為配合政治任務對《創業史》進行大量即時性的修改，以保持小說思想內容的“正確”與即時性。因此，徐改霞進城也就有了別樣的意味。“她從畫報上看到過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個那樣的女工。新中國給郝建秀那樣可憐的孩子，開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從她的事跡受到鼓舞。”在再版本中這段話刪去了，換成“她打聽到國家要先工業化，農村才能集體化以後，郭振山叫進工廠的話，對她才有了影響。”①柳青：《創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5頁。再版本中新加的內容還有“聽下堡小學的一個教員說，黨中央書記劉少奇講話，要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我留在蛤蟆灘，幾十年以後，我就是一個抱孫子的老太婆了。”①柳青：《創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6—247頁。“一天吃晚飯的時候，改霞問郭振山：‘劉少奇在黨裏頭是……’‘毛主席下來就是他！’郭振山帶勁地說，‘你問這個話做啥？’改霞說：‘俺學校有個教員說，劉少奇講國家要先工業化，然後農村才能集體化。’‘啊！你也聽說拉？’郭振山滿意地說，‘這該明白了吧？’”①柳青：《創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頁。在這裏，劉少奇——郭振山——徐改霞自然而然卻又生硬牽強地串聯在一起了。經過這樣的修改，“美人愛英雄”的徐改霞就與黨內的“路線鬥爭”聯係了起來。一個向往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富有理想的農村青年形象馬上就變為了一個深受黨內“路線鬥爭”牽連的可憐受害者。如此沉重的政治命題就這樣糾結於一個柔弱農村女孩身上。
作者忍受巨大的病痛，呻吟於床笫所進行的“重大的修改”，現在看來完全是弄巧成拙。這樣的修改對作品的思想和主題的開掘以及人物的塑造到底有多大的價值呢？這些所謂“重大修改”後麵的真實想法是怎樣的呢？“作家要以正確的階級觀點與思想感情進行創作活動，除了走毛澤東所指定的這條路，再沒有其他任何捷徑。”①柳青：《毛澤東思想教導著我——〈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給我的啟示》，1951年9月10日《人民日報》。而“毛澤東所指定的這條路”是什麼道路呢？“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現實政治是文學的目的，而文學則是政治力量為實現其目標必須選擇的手段之一。”“要求文學必須揭示‘曆史本質’，展現生活的‘客觀規律’。”①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作為革命作家的柳青就責無旁貸地擔當起證明合作化這一革命新事物的合理性與合法性，擔當起為社會主義新人樹碑立傳的政治任務，成為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可悲的是，囚於病榻時的柳青感覺不到新時期聯產承包責任製在神州大地所煥發的熱量。柳青老人作為一個時代具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最後卻留給了人們一個愈行愈遠的淒清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