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0年代：《小二黑結婚》的誕生
說到小說的誕生，還得從青年趙樹理就讀於長治四師時談起。受同學的影響，趙樹理接觸了“五四”新文學。但是回到老家，當他把學來的東西講給鄉親們聽時，卻遭遇了冷漠。他們不喜歡趙樹理的“學生腔”。他們有自己說話的方式。這件事給趙樹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還寫文章回憶和分析過這個現象。①趙樹理在《也算經驗》中寫道：“有時候從學校回到家鄉，向鄉間父老兄弟們談起話來，一不留心，也往往帶一點學生腔，可是一帶出那等腔調，立即就要遭到他們的議論，碰慣了釘子就學了點乖，以後即使向他們介紹知識分子的話，也要設法把知識分子的話翻譯成他們的話來說，時候久了就變成了習慣。”《趙樹理文集》第4卷，第1398頁。也就是從那時開始，趙樹理開始學習把新思想“翻譯”成農民的話講給他們聽。《小二黑結婚》中那幽默風趣，充滿山藥蛋味道但又俗中含雅的語言，應該是從這時起就打下了根基的。
但是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當趙樹理開始真正動筆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用的仍然是“歐化句法”，寫的仍然是知識分子的生活，而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小二黑結婚》中的那種親切質樸的山西農民語言和生活。很顯然，當作家捧出《小二黑結婚》這部令他揚名海內外的小說之前，他還走了一段不短的路。
1932年，上海文藝界展開了“文藝大眾化”的熱烈討論。蘇汶、胡秋原等人撰文極力貶低連環圖畫、說書唱本之類的通俗文藝的價值。魯迅予以有力的駁斥，指出連環畫、唱本“已經坐在了‘藝術之宮’的裏麵了”，它們同樣可以產生米開朗琪羅、托爾斯泰那樣的偉大藝術家。上海的討論在太原的趙樹理的心裏掀開了層層漣漪。他所敬仰的魯迅開啟了他心頭的一盞明燈。趙樹理後來說：“我有意識地使通俗化為革命服務萌芽於一九三四年，其後一直堅持下來。”就是在這一年趙樹理寫成了小說《盤龍峪》。這部小說以晉東南的農村生活為背景，表現的是地地道道的太行山區農民的生活。清新的鄉村風俗畫，生動簡練詼諧的山西農民語言，從這裏已經看得出《小二黑結婚》的幾分神韻了。而他開始實踐“地攤文學”的理想，則要待到自1939年起在犧盟會①全稱“犧牲救國同盟會”，是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和閻錫山合作發起的群眾性的抗日救亡組織。它以鏟除漢奸，武裝抗敵，犧牲救國為宗旨。犧盟會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種特殊形式。犧盟會組建之初，還沒有發生“盧溝橋事變”，閻錫山也不願意得罪日本人，因此不說抗日，而是用更加中性的抗敵作為犧盟會的宗旨。閻錫山親任會長，由中共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工作。中國共產黨在犧盟會中占控製地位，因此犧盟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組織。長治中心區先後主編《黃河日報》（路東版）副刊《山地》和《人民報》副刊《大家幹》以及在華北新華日報社當編輯的時候了。在這些刊物上，趙樹理連編輯兼帶創作投稿，鼓詞、快板、小說、雜文無所不能，宣傳抗日，揭露閻錫山破壞抗日的劣跡。這種小報專門往人多處張貼，貼到哪百姓們就擠到哪，爭相一睹為快。因此趙樹理得到兩個美稱：“廟會作家”、“快板詩人”。這時的趙樹理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華北新華日報社早已是眾所周知的“通俗文學家”了。
但他同時也得到了另一頂帽子——“海派”或“舊派”。這是怎麼回事兒呢？原來這頂帽子是那些反對大眾化的人給他戴的。他們自稱是“京派”或“新派”。這些人有的是從國統區來的，有的原本就在根據地，知識分子味兒極濃，“眼睛向上”，創作隻為滿足少數人的趣味服務，脫離大多數百姓實際需要。與他們相比，趙樹理這位紮根於民間的農民作家很顯然代表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在八路軍129師政治部與中共晉冀魯豫區黨委召開的全區五百人的文化座談會上，趙樹理與“新派”的代表——青年詩人高詠之間發生了爭論。這實際上正是太行山區主張與反對文藝大眾化方向的兩種文藝力量鬥爭的一種表現。趙樹理在會議的第三天（18日）作了發言，“用許多實際的例子證實大眾化的迫切需要”。同樣參加會議的呂班這樣描述趙樹理在會上的發言：
正當大家爭論不休的時候，有一位同誌起立發言了，他不慌不忙地，從懷裏掏出一本黃連紙封麵木刻的小冊子來，說他介紹給大家一本“真正的”“華北文化”，於是他高聲朗誦起來：“觀音老母坐蓮台，一朵祥雲降下來，楊柳枝兒灑甘露，搭救世人免災禍……”念了不多幾句，引得哄堂大笑起來，但這位同誌卻非常嚴肅地說：“我們今後的寫作，應當向這本小書學習的，因為老百姓對它太熟悉了，隻要我們有強烈的內容，這種形式最適合工農的要求了，我們應當成立一個‘通俗文藝社’，更多寫些給老百姓看的東西。”他著重的指出：“這種小冊子數量很多，像敵人的‘挺身隊’一樣沿著太行山爬了上來，毒害我們的人民，我們應當起而應戰，打垮它，消滅它，奪取它的陣地。”①香港周末報社刊印的《新中國人物誌》下集第80—90頁，轉引自董大中《趙樹理評傳》，第107—108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趙樹理在會上的發言，實際上是一則宣告自己要堅定不移走通俗化道路的宣言書，也是一則向邊區文藝工作者呼籲文藝大眾化的倡議書。至此，趙樹理已經完成了他的文藝大眾化思想的蛻變過程，成為一位堅定的“通俗文學家”。
了解了這一段思想與創作曆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趙樹理何以在寫出《小二黑結婚》時還隻是“一個新人”①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報》。，但卻是“一棵在原野裏成長起來的大樹，它根紮得很深，抽長的那麼條暢，吐呐著大氣和養料，那麼不動聲色的自然自在”（郭沫若語）。
就在五百人文化座談會召開後不久——1941年5月到7月，日軍連續對我太行山區進行“掃蕩”。在突圍中，北方局調查研究室的同誌犧牲了十幾名。八路軍副司令彭德懷將北方局調查研究室委托給北方局秘書長兼黨校校長楊獻珍管理。這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已傳到太行山區。文藝為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更加明確了。楊獻珍在反複領會講話精神的同時，也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他想到了趙樹理——這個深受群眾歡迎的“快板詩人”、“廟會作家”，便申請將趙樹理調到北方局調研室，讓趙樹理集中精力創作通俗文藝，教育群眾。這樣，趙樹理又開始了新的工作。
調到北方局調研室後，趙樹理就到遼縣搞調查。他隨身帶著一個筆記本，走到哪裏就隨時記下當地的階級狀況、生產情況、村幹部狀況。此外，他還注意搜集各地的民情風俗、各種人的思想動態和生動語言，積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過了一段時間，趙樹理從農村回來，把一篇稿子交給楊獻珍。楊獻珍覺得不夠理想。趙樹理二話沒說，又下農村去了。1943年春，趙樹理又回來了，這回交給楊獻珍厚厚的一摞稿紙——這就是後來令他一舉成名的《小二黑結婚》。
說起《小二黑結婚》的創作來由還與一段冤案有關。這年春天，趙樹理在遼縣一個小山村做調查工作。他在房東家住下不久，房東家來了一位上了歲數的老漢。這位老漢臉上總是愁雲密布。老漢引起了趙樹理的好奇心與同情心，便遞上一袋煙，主動找老漢搭話。兩袋煙抽下來，老漢便對趙樹理產生了信任感。他告訴老趙自己要到縣政府告狀，因為他的侄子被人暗害了。這真是個驚人的消息！趙樹理立即有了警覺，請老漢把情況經過原原本本地講給他聽。
原來，老漢的侄子名叫嶽冬至，是村裏的民兵小隊長，年方十九，曾在反“掃蕩”時擊斃過兩個鬼子，獲得過特等射手稱號，是個模範青年。大概半個月前的一個晚上，他被村幹部叫去開會，可是到天亮還沒回來。老漢心裏起了不祥之感。起床後發現牛棚門關得奇怪，便打開牛棚。進去一看嚇了一大跳，原來侄兒直挺挺的吊在梁上，已經咽氣了。看起來像是上吊自殺。但仔細一看，十分蹊蹺：死者身體沒有離地，下腿跪在牛糞裏，身上還傷痕累累。很顯然，他是被打死後吊上去的。嶽家人驚呆了。他們找村幹部詢問情況，誰知幾個村幹部都異口同聲，說開完會後就各自回家了，根本不知道嶽冬至的情況。嶽家人冷靜下來，便感到冬至的死與這幾個村幹部有關係。老漢下了很大的決心越級到縣政府上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