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想，作者重點關注的是一係列的現實問題。兩位作者集成了上百位相關領域的專家的思想，懷著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警示世人：在茫茫宇宙之中，星球無數，卻隻有一個星球讓長有四肢，用肺呼吸，用大腦思考，用嘴表達意願的高等動物生存，如果人類自毀家園，明天我們將無處容身。
作者不僅論及最明顯的汙染問題，而且還將汙染問題與人口問題、資源問題、工藝技術影響、發展不平衡，以及世界範圍的城市化困境等聯係起來，作為一個整體來探討環境問題。書中始終將環境與發展結合在一起論述，在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時，作者指出：“貧窮是一切汙染中最壞的汙染。”發展中國家麵臨發展資金不足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政府，還應該注意到發達國家對抗汙染設計和技術上的發展，對那些效果好、花錢少的方法，通過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國內外新投資者采用這些技術……經過仔細的計劃工作，當前的一部分工業增長可以繞過工業化汙染的原始階段，而把新工藝設備納入最初的整體設計之中”。本書對環境及相關問題的看法是在歸納、總結各方麵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因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作者說，自然資源的日益減少，當然是使人類懷疑地球還有多大能力繼續維持未來文明的一個主要原因。對自然資源未來供應的關心，是十分普遍和深切的。歐洲高度工業富裕國家的一位顧問，竟然提出這樣過分擔心的建議，他主張人類應當立刻放棄工業化，而集中精力去發展高效率的農業技術。作者認為，這種從工業化中後退的思想，同為了使自己擺脫窮困，而現在剛開始工業化的一些國家的顧問們的意見完全相反。他們知道工業化會帶來一些危險，可是他們看到，隻有工業化才是達到高生活標準的唯一道路。由於發展工業會給人們帶來糧食豐產，減少失業，良好的公共衛生和相當好的舒適生活的希望，所以，根據他們的看法，實際上，幾乎任何發展工業的方法都優先於對未來環境損害的考慮。
作者說，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環境汙染是工業發展不可避免的副產物，而且經驗表明，隻有工業化達到經濟富裕的高水平後，社會上才會出現長遠的生態後果。“富足之日就是惡果來臨之時”已成為法則，無形地統治著許多人對待環境的態度。如果在這方麵曆史重演的話，在今後許多年內，大多數地方的環境質量必然服從於經濟發展的目標。
作者承認，因為工業增長有賴於大量電力和某些化學產品的供應，所以毫不奇怪，正在爭取經濟發展的許多國家的決策者和計劃人員，都不會改變工業化的主張。用一位亞洲政治家的話來說，就是“盼望著沒有煙囪的美景”。
有關技術幹擾生態係統的後果，作者認為，除當時可能察覺到的初期影響外，還有難以預料的間接和緩發性後果，這就使價值判斷的問題更為複雜。滴滴涕在適當控製的條件下使用，在食物鏈中逐漸產生積累作用之後，才相當明顯地對廣泛的自然生態係統，最終對人類產生毒性。因此，工藝技術的種種幹擾，不能隻從當時和當地著眼來判斷其影響。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將能為所強調的有關問題做出有益的貢獻。它要求人們把社會和科學的注意力，集中於社會和技術革新對複雜生態係統所引起的間接和難以預料的緩發性反應。
同時，作者認為，經濟富裕不過是影響人們對待環境態度的因素之一。由科學專家來權衡在工業發展中的技術和環境問題的相對重要性是困難的。作者講述了一個故事：就在同一天，自己收到了兩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關於核能問題的來信，措詞都很堅決。他們兩位都是著名的人物，在自然科學上有很大的成就，而且作為國家機構的領導人和國際團體的顧問，他們的社會貢獻也很重要；同時，兩位又都是來自高度工業化講英語的國家。他們中的一位認為，作者對於核能的潛力沒有作出很公正的判斷，過於誇大了它對自然生態係統和人類健康的威脅。形成對照，另一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卻認為核能完全不應當發展，用他的話來說，因為它“完全不適合於生物圈”。許多其他的顧問對爭論的雙方，都各自表達了同樣堅決的觀點。
顧問們的分歧不止這些，關於殺蟲劑的問題，顧問們之間也多次出現近乎相反的意見。一位顧問告訴作者，當他在圭亞那工作的時候，如果沒有滴滴涕的話，他可能早就死了。許多顧問以同樣的心情反複說明，倘若嚴格限製殺蟲劑在公共衛生和農業方麵的使用，就會有千百萬人死於傳染病和營養不良。另一方麵，其他一些專家則堅信，自然生態係統已遭到殺蟲劑的嚴重破壞，如按當時使用殺蟲劑的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地球將逐漸不適合於人類生活。
但是，作者說，專家們一致承認，環境問題已日益成為世界範圍的問題，所以需要一個全世界統一解決的辦法。但是來自兩個不同的亞洲國家的兩位顧問卻認為，除非每一個國家都懂得管理自己國家的生態係統，否則無論在經濟發展方麵，或是在環境改善方麵，都很少能取得進展。他們認為，在我們理論上的一個世界之內，還存在不同的世界，它們不但在地理特征和經濟結構方麵都各不相同，甚至更重要的可能在文化傳統和願望方麵也都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