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胡風的相交，最早是書信往來。當時，因一二·九運動而坐牢的賈植芳，幸得親戚遊走，方得出獄，但仍處於被監控狀態，無奈之下，隻好流亡日本避難。1937年初，他在日本東京書店看到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大感振奮，便將自己此前以監獄生活為背景的小說《人的悲哀》寄去，不久後收到了發表了其小說的叢刊和稿酬，還有編者胡風的來信。從此，他與胡風成了莫逆之交。1939年，他流亡至重慶，又給胡風寄信，除了寄出一部報告文學外，還說自己在某小報工作，胡風欣然來尋——據說賈植芳在信裏根本未提及小報館名字，胡風幾乎跑遍了重慶大大小小的所有報館。
如此深情厚誼，自是肝膽相照。1947年，賈植芳第三度入獄時，就有特務以“提供胡風地址”為釋放條件，意欲讓他屈服，他卻堅稱自己根本不認識胡風。
可到了1955年，舉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大家都說不認識胡風，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賈植芳卻又挺身而出，說自己和胡風是鐵打的好朋友，如假包換。
他與華東局教育部副部長陳其五的談話，流傳甚廣。陳其五問他和胡風是什麼關係，賈植芳說朋友關係，“胡風曾在我最困難時幫助過我，就是這麼個關係”。陳其五讓他老實交代和胡風之間的反黨陰謀，賈植芳斷然說，“他給中央提意見是為了促進文藝繁榮，又沒有在馬路上亂撒傳單，能有什麼陰謀”，這種態度使得對方大怒。此後10年，賈植芳一直被關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
據說，後來賈植芳根本沒看判決書，就在上麵簽了字。
《獄裏獄外》曾講過一些小故事，記錄那黑暗年代。比如這一則——
“一次提審時，審訊員問我：‘賈植芳，你怎麼認識某某人的？’我說：‘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他似笑非笑地說：‘你真會狡辯！你不認識他，他怎麼認識你，還給你送書？’說著，他拿出一本書來，上款寫著‘賈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寫著‘某某敬贈’。我說：‘這是我們學術文化界的一種習慣和風氣，認識不認識的同行人總互相贈送著作。’我這麼一解釋，他就惱火了，拍著桌子大聲申斥說：‘你還在繼續狡辯！這本書定價兩元多。他不認識你，平白無故地把兩元錢的東西送給你，這誰會相信？我們是幹什麼的？告訴你，騙不了人的！’他這麼一發脾氣，我隻好自認晦氣，而因這類問題受審就有好幾次！”
還有一次，審訊員問賈植芳：“你在家裏說了些什麼話？”賈植芳說：“我是教書的，是吃開口飯的，說的那些教學內容，學生們都有筆記。”審訊員說：“不是指你教書時說的，是日常吹牛時說的。”賈植芳說：“我喜歡說話聊天，說過就忘了。”審訊員說：“你忘了，我們替你記好了”，說著便拿出厚厚的三本日記本，逐條念了幾段，包括具體時間和談話內容，恍若當年無孔不入的錦衣衛。賈植芳也對號入座地知曉了打小報告的人是誰，他們甚至對賈植芳所說的話添油加醋——在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人格，能如賈植芳這般硬骨頭的，著實不多。
不得不提的是他的愛情。他與妻子任敏的結合，沒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當年，任敏常讀到賈植芳的文章，傾慕其才華，於是這個出身商賈人家的女兒就自己跑去與他同居了。兩人攜手數十年，雖然中途變故頻生，常有牢獄之災乃至音訊隔絕，卻都分不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