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和端木顯然是一對創作上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切磋討論。戴望舒在香港主持《星島日報·星座》，給蕭紅和端木來信約稿。他希望是長篇，以便連載。端木本來有長篇的計劃，也為解決生活問題，就一口答應下來準備寫一篇民族抗戰的小說《大江》。戴望舒為了使版麵活躍，又來信要端木親筆題寫篇名。蕭紅看了信，順手在桌子上提起毛筆，在毛邊紙上寫上“大江”兩個字。後來他們就把這兩個字寄了出去，作為端木連載小說的題目。蕭紅覺得自己寫得不好，隻是留個紀念，但是端木覺得她的字寫得很好。不久，端木因感受風寒，犯了風濕病起不了床。他打算寫信告訴戴望舒，登個啟事說：“作者有病暫停。”蕭紅讓他不要停，由她來接著寫。她將《大江》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向端木說了自己的想法，端木認為可以，就寫了下去，寫一段和端木念一段，端木覺得好，就寄出發表了。
10月，蕭紅為了參加蘇聯大使館在枇杷山舉行的十月革命紀念節慶祝活動，從北碚到了重慶，住在一家旅館裏。曹靖華來看她，她向曹靖華打開自己的精神世界，談了自己的經曆和所受的屈辱。曹靖華感歎著說：“認識了你，我才認識了生活。”“以後不要再過這種生活了……”後來，蕭紅和端木又一起去探望曹靖華，曹靖華發現端木的《大江》的原稿上是蕭紅的字跡，便問她：“為什麼像是你的字呢？”蕭紅答道：“我抄的……”曹靖華坦率地說：“你不能給他抄稿子，他怎麼能讓你抄呢？不能再這樣。”曹靖華看見的大約就是端木生病期間，蕭紅代筆的那段文字，而蕭紅的回答大約是為了掩飾代筆的實情。戰時的郵路不暢通，為了防止稿件的意外遺失，當時端木請姚奔等學生又幫助抄錄了一份，蕭紅代為抄寫的可能性不大。
蕭紅一直都想寫長篇，隻是流離失所的逃亡，使她不能沉下心來寫作。生活安定下來以後，她開始寫作《馬伯樂》。最初的敘事動機是短篇《逃難》，發表於1939年1月21日《文摘戰時旬刊》，主人公何南生在這部長篇化身為馬伯樂。蕭紅極盡她諷刺幽默的才能，把她對新式小知識者尷尬曆史處境與精神缺陷的認識，集中在這個隻會逃避現實、說大話而一無所能的“沒用人”的身上，也通過他逃難過程中的見聞，展示了戰時社會的眾生相，其鞭辟入裏的批判性延續著魯迅國民性的思考。端木已經給《文藝陣地》寫信，告知蕭紅在創作長篇，有連載的意向，但是，在重慶期間卻沒有發表。有人推測，大概是由於1938年4月張天翼發表了《華威先生》，引起了軒然大波的爭論。一些激進的言論，以之為貶損了中國人的形象，“可資敵作反宣傳的材料。”爭論持續一年多，最激烈的時期恰恰是在重慶的1939年下半年，這導致了作者和編者共同的猶豫，蕭紅中途輟筆沒有完成這部長篇。
蕭紅這一時期的家務負擔是很重的，端木身體不好，工作也繁忙，基本沒有什麼生活能力，加上蕭紅一開始就覺得他為自己做了犧牲，也珍惜他的文學才能，所有的家務瑣事都要自己去料理。盡管雇了一個四川小女傭，有些事情她大約是不放心讓女傭做的，或者小女孩也不會做。比如炊事，她喜歡親自下廚為端木做拿手的俄國大菜：炸牛排、洋肉餅、煮羅宋湯等，這和她早年的哈爾濱生活有關係。由於在日本生活過，蕭紅還精通日本料理，特別拿手的是日本雞素燒。但幾乎沒有做過在上海為魯迅做過的蔥油餅，可見重慶時期蕭紅的生活方式是很洋派的，生活的質量不是很低。蕭紅有些勞碌命，做家務多少有些自願，既是對枯燥寫作生活的調劑，也是女性安排生活的樂趣所在。她的母親一心想把她培養成大家閨秀，她所上的女校有家政的教育，在上海的時期，許廣平看到她熟練的麵食技術，就曾感歎：“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相當合適的家庭，使蕭紅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會弄得很體貼的。”梅誌曾親自看見她隨著保姆，在雜貨攤上選購日用品，匆匆忙忙地走著，隻想趕快離開。梅誌看到這個情景，也不便和她打招呼。胡風帶著梅誌去看望靳以的時候，也繞過蕭紅和端木的家門。梅誌看見過傍晚散步看風景的蕭紅，邀請她到家裏坐，蕭紅猶豫了一下說：“不了，下次吧，下次我會去看你們的。”胡風一直關心蕭紅的狀況，但梅誌知道蕭紅是不會再來他們家的。深秋時節，梅誌經常在下午到複旦大學收發室取郵件，每每看見端木穿著咖啡色的夾克，低著腦袋在前麵走，蕭紅相隔兩米遠，低著頭尾隨其後。不知道他們關係的人，隻當是兩個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認為他們不和剛吵了架哩！都低著頭不高興和人打招呼，別人也就不去和他們打招呼了。蕭紅有時在旗袍外麵加一件紅毛衣，背影看去比以前消瘦多了，肩聳得更高，抬著肩，縮著脖子，略微佝僂著背，真不像一個還不到30歲的少婦。無法和上海時期那個昂首挺胸、和胡風在馬路上賽跑，踏出一串皮鞋脆響的北方姑娘聯係起來。她看見的完全是一個早期肺病患者的形象，可見蕭紅的消瘦與病弱。有一個東北流亡的女生，和蕭紅特別要好，經常陪她過江去辦各種事情。蕭紅常常找她訴說苦悶，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十分不如意。梅誌由此得出結論，蕭紅的生活是孤獨的，也不快樂。並且一廂情願地歸結為和蕭軍的分手，是她不快樂的根源。實際上，在那個緊張的戰爭年代，誰又能快樂呢？蕭紅和端木都沉浸在自己的寫作中，一前一後地出行或者隻是臨時有急事外出時的偶然片段。
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敘，天津人，現代著名作家、編輯家。南開中學畢業之後，入複旦大學，先讀預科，後畢業於複旦大學商學院國際貿易係。1932年，大學畢業之後，到哈爾濱協助父親經營五金行，後棄商從文，以短篇小說《聖型》成名。此時，他除了擔任複旦大學教授、和端木合編《文摘戰時旬刊》之外，還主編《國民公報》副刊《文群》。作為同事，他和端木來往隻限於公務。所謂合編，隻是把稿子集在一起，交給文摘社。雜誌社比較大，大家彼此接觸不多，所以端木和他來往並不密切。但是，他很關注蕭紅的生活，為她的勞累窘困抱不平。端木全是藝術家的風度，拖著長頭發，入晚便睡，中午12點鍾起床，吃過飯，還要睡一大覺。在炎陽下東跑西跑的是蕭紅，在那不平的山城中走上走下拜訪朋友的也是蕭紅，燒飯做衣服是蕭紅，早晨因為端木沒有起來，餓著肚子等候的也是蕭紅。最為讓他憤慨的則是那起惡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