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同蘇青談話，到後來常常有點戀戀不舍的。為什麼這樣，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氣話也沒有的！甚至於我說出話來你都不一定立刻聽得懂。”那一半是因為方言的關係，但我也實在是遲鈍。我抱歉地笑著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有什麼辦法呢？可是你知道，隻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隨便你說什麼我都能夠懂的。”她說：“是的。我知道…能夠完全懂得的。不過，女朋友至多隻能夠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夠安慰。”她這一類的雋語，向來是聽上去有點過分，可笑，仔細想起來卻是結實的真實。
常常她有精彩的議論，我就說：“你為什麼不把這個寫下來呢？”她卻睜大了眼睛，很詫異似地，把臉色正了一正，說：“這個怎麼可以寫呢？”然而她過後也許想著，張愛玲說可以寫，大約不至於觸犯了非禮勿視的人們，因為，隔不了多少天，這一節意見還是在她的文章裏出現了。這我覺得很榮幸。
她看到這篇文章，指出幾節來說：“這句話說得有道理。”我笑起來了：“是你自己說的呀——當然你覺得有道理了！”關於進取心，她說：“是的，總覺得要向上，向上，雖然很朦朧，究竟怎樣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將來到底是不是要有一個理想的國家呢？”我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歎息，說：“那有什麼好呢？到那時候已經老了。在太平的世界裏，我們變得寄人籬下了嗎？”
她走了之後，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到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印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晚煙裏，上海的邊疆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層巒迭嶂。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人總是自傷、自憐的意思罷，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廣大的解釋的。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我們隻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這些話來對蘇青說，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著我，一麵聽，一麵想：“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大概是藝術吧？”一看見她那樣的眼色，我就說不下去，笑了。
蘇青與張愛玲
世紀40年代，人們稱蘇青、張愛玲為上海灘女作家中的“雙璧”。她倆畢竟是有瑕疵的玉，滄桑幾度，塵封入土。直至“三十年河西”，“考古隊員”柯靈的一篇《遙寄張愛玲》，使張愛玲複活。俄頃，張愛玲的大小雜著像零珠碎玉，奪目於書肆坊間。猶如一枚紀念章的背麵，好似一部書的封底的蘇青，也隨之躍入人們的視野。
張、蘇，這兩株“孤島時期荒蕪文壇上並列的奇葩，”緣觀點、旨趣趨同成為至交。若就當年影響說，蘇青不在張愛玲之下，故時稱“蘇張”。蘇青的《結婚十年》、《浣錦集》較張愛玲的《傳奇》、《流言》還要暢銷。僅《結婚十年》截至1948年，重版就達36次之多！《雜誌》（1945年第14期16卷）推出的《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編者謂她們是“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把她們的盛名推到了極致。
這對文壇姐妹，相互欣賞，相互支持，沒有同行相嫉，同性相妒的惡習。無論私下或台上不時互為捧場。蘇青當著媒體的麵聲言：“女作家的作品，我從來不大看，隻看張愛玲的文章。”“我讀張愛玲的作品，覺得自有一種魅力，非急切地看下去不可。……它的鮮明色彩，又如一幅圖畫，對於顏色的渲染，就連最好的圖畫也趕不上，也許人間本無此顏色，而張女士真可以是一個‘仙才’了，我最敬佩她，並不是瞎捧。”張愛玲評說蘇青也不諱言：“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隻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你唱我和，愉己悅人。
她們的交情始於《天地》。它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個名副其實的由女性創辦的媒體。
年蘇青創辦《天地》時，張愛玲已在文壇嶄露頭角。蘇青親函張愛玲“叨於同性，希望賜稿”。張愛玲欣然應允，將《公寓生活記趣》、《談女人》、《私語》、《我看蘇青》和《封鎖》等佳作發在《天地》上，一段時間，《天地》期期都有張的文章。張愛玲為《天地》增光添彩，蘇青自然投桃報李，在編者按上對張其人其文大加褒揚，還登張的玉照。胡蘭成正是先讀張的小說《封鎖》後睹其玉照而一見鍾情的，由蘇青搭橋而使他們出演了傳奇的“亂世之戀”。
張愛玲也坦言她與蘇青的異同：“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係。”不同在張愛玲習“雅”，孤芳自賞，處世不免做作、拘泥，有時不近人情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蘇青，從平民生活泥塘中滾爬出來的小女子，從“俗”，熱情率真、大氣自然。閱曆上較張愛玲博雜，充任家庭婦女、作家、社會活動家和出版人多種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