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瞿秋白初次相識於1923年，當時丁玲和摯友王劍虹住在南京，經施存統等的介紹認識了瞿秋白。瞿秋白當時在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任教。在瞿秋白的勸說下，丁玲和王劍虹入了上海大學中文係，由於瞿秋白的博學多才，他成了最受丁玲等歡迎的老師。然而讓丁玲困惑的是，原本和她無話不談的王劍虹好像總有什麼事情瞞著她。原來瞿秋白和王劍虹正處於熱戀之中，兩人都寫了許多炙熱的情書，丁玲這才恍然大悟。後來丁玲、王劍虹、瞿秋白、施存統等九人都住在慕爾鳴路的一處弄堂。瞿秋白甚至還給丁玲寫了一首詩，說她是安琪兒，赤子之心，感激她為他和王劍虹的戀愛所做的幫助。當丁玲看到王劍虹完全沉醉於和秋白的甜蜜生活時，心中很是茫然和失落，覺得自己應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毅然離開上海。不久丁玲在湖南老家得到王劍虹病危的消息，當她急速趕到上海時，王劍虹已因肺病去世，秋白也不見了蹤影。
王劍虹病逝後，丁玲懷著十分悲痛的心情去了北京，隨後認識了胡也頻。這段時間瞿秋白正忙於緊張的革命工作，和丁玲直接接觸不多。卻仍然經常給她寫信，大約有十多封。據丁玲回憶說，這些信像謎一樣，她一直搞不清什麼意思，似懂非懂，丁玲認為這些信並沒有直接地講出秋白心裏的話，他隻把她當作可以傾訴的對象。瞿秋白在失去王劍虹後，感情也是十分低沉、悲慟的，他頻頻給丁玲寫信傾訴自己內心世界的傷感，足以見出丁玲在他心中的份量，他完全把她視為一個知己。這些信直到多年後丁玲在延安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那裏麵隱晦、曲折的含義她才一下子明白過來。“那種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麼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聯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誌》）。1929年，丁玲根據瞿秋白和王劍虹戀愛生活的素材創作了一部中篇小說《韋護》，韋護是秋白的別名，也是韋陀菩薩的稱呼，瞿秋白曾對丁玲說：韋陀菩薩疾惡如仇。多年後丁玲甚至還專門寫了一篇紀念秋白的文章《韋護精神》。當然丁玲在小說中把女主人公的結局改為失去愛人後重又振作起來。瞿秋白看了這篇小說，專門給丁玲寫了一封信。信末署名就是“韋護”，他到丁玲家中作客時，還建議丁玲和胡也頻的孩子取名“韋護”，稱這是她的又一偉大作品。
曆史常常具有驚人的相似和巧合，當瞿秋白曾說丁玲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時，他們兩人的命運都落入曆史的怪圈。瞿秋白先是受左傾路線排擠，後在福建被捕，在慷慨成仁前寫下了《多餘的話》，以至在死後多年還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到了“文革”竟遭掘屍揚灰的下場。而丁玲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囚居南京三年。到延安後，又因《“三八節”有感》惹下文禍受到責難，1955年被打成“丁陳”反黨分子，1957年再被劃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落難達20餘年。所以當丁玲複出閱讀《多餘的話》時，自然就多了一種別人無法感覺的知音、知己的心緒。她深有同感地說：“正由於我們生活中的某些不夠健全，一個同誌在工作中犯了錯誤，就被揪住不放，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過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這樣一個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可以說，對秋白相知之深，沒有人超過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