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盧溝橋事變前一年（1936年）的歲暮，達夫忽然到了日本東京，而且到我的寓所來訪問。我們又把當年的友情完全恢複了。他那時候是在福建省政府做事情，是負了什麼使命到東京的，我已經不記憶了。他那時也還有一股勃勃的雄心，打算到美國去遊曆。就因為他來，我還叨陪著和東京的文人學士們周旋了幾天。
次年的5月，達夫有電報給我，說當局有意召我回國，但以後也沒有下文。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了，我得到大使館方麵的諒解和暗助，冒險回國。行前曾有電通知達夫，在7月17日到上海的一天，達夫還從福建趕來，在碼頭上迎接著我。他那時對於當局的意態也不甚明了，而我也沒有恢複政治生活的意思，因此我個人留在上海，達夫又回福建去了。
年，政治部在武漢成立，我又參加了工作。我推薦了達夫為設計委員，達夫挈眷來武漢。他這時是很積極的，曾經到過台兒莊和其他前線勞軍。不幸的是他和王映霞發生了家庭糾葛，我們也居中調解過。達夫始終是摯愛著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舉動起來便不免不顧前後，弄得王映霞十分難堪。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後來他們到過常德，又回到福州，再遠赴南洋，何以終至於乖離，詳細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隻是達夫把他們的糾紛做了一些詩詞，發表在香港的某雜誌上。那一些詩詞有好些可以稱為絕唱，但我們設身處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實在是令人難堪的事。自我暴露，在達夫仿佛是成為一種病態了。別人是“家醜不可外揚”而他偏偏要外揚，說不定還要發揮他的文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一些莫須有的“家醜”。公平地說，他實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為什麼要暴露自己的愛人？這愛人假使是舊式的無知的女性，或許可無問題，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問題弄得不可收拾了。
達夫到了南洋以後，他在星島編報，許多青年在文學上受著他的熏陶，都很感激他。南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新加坡淪陷，達夫的消息便失掉了。有的人說他已經犧牲，有的人說他依然健在，直到最近才得到確實可靠的消息，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十天前，達夫的一位公子鬱飛來訪問我，他把沈茲九寫給他的回信給我看，並抄了一份給我，他允許我把它公布出來。凡是達夫的朋友，都是關心著達夫的生死的，一代的文藝戰士假使隻落得一個慘淡的結局，誰也會感覺著悲憤的吧？……
看到這個“凶多吉少”的消息，達夫無疑是不在人世了。這也是生為中國人的一種淒慘，假使是在別的國家，不要說像達夫這樣在文學史上不能磨滅的人物，就是普通一個公民，國家都要發動她的威力來清查一個水落石出的。我現在隻好一個人在這兒作些安慰自己的狂想。假使達夫確實是遭受了蘇門答臘的日本憲兵的屠殺，單隻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要求把日本的昭和天皇拿來上絞刑台！英國的加萊爾說過“英國寧肯失掉印度，不願失掉莎士比亞”；我們今天失掉了鬱達夫，我們應該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頭子償命！……
實在的，在這幾年中日本人所給予我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但就我們所知道的範圍內，在我們的朋輩中，怕應該以達夫的犧牲為最慘酷的吧。達夫的母親，在往年富春失守時，她不肯逃亡，便在故鄉餓死了。達夫的胞兄鬱華（曼陀）先生，名畫家鬱風的父親，在上海為偽組織所暗殺。夫人王映霞離了婚，已經和別的先生結合。兒子呢？聽說小的兩個在家鄉，大的一個鬱飛是靠著父執的資助，前幾天飛往上海去了。自己呢？準定是遭了毒手。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達夫的遭遇為什麼竟要有這樣的酷烈！
我要哭，但我沒有眼淚。我要控訴，向著誰呢？遍地都是聖賢豪傑，誰能了解這樣不惜自我卑賤以身飼虎的人呢？不願再多說話了。達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見這愈來愈神聖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
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