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啟蒙時期有過些作用，我們並不否認。但因出名過早，而膺譽過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種過分的自負心，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實情。他在文獻的考證上下過一些工夫，但要說到文學創作上來，他始終是門外漢。然而他的門戶之見卻是很森嚴的，他對創造社從來不曾有過好感。對於達夫，他們後來雖然也成為了“朋友”，但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不像有過什麼深切的友誼。
我在1920年一度回到上海之後，感覺著自己的力薄，文學創作的時機並未成熟，便把達夫拉回來代替了我，而我又各自去搞醫學去了。醫學畢業是1923年春，回到上海和達夫、仿吾同住。仿吾是從湖南東下，達夫是從安慶的法政學校解了職回來。當時我們都是無業的人，集中在上海倒也熱烈地幹了一個時期。《創造季刊》之後，繼以《創造周報》、《創造日》，還出了些叢書，情形和兩年前大不相同了。但生活卻是窘到萬分。
年秋天北大的陳豹隱教授要往蘇聯，有兩小時的統計學打算請達夫去擔任，名分是講師。達夫困於生活也隻得應允，便和我們分手到了北平。他到北平以後的交遊不大清楚，但我相信“朋友”一定很多。然以達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幾年，卻始終是一位講師，足見得那些“朋友”對於他是怎樣的重視了。
達夫的為人坦率到可以驚人，他被人利用也滿不在乎，但事後不免也要發些牢騷。《創造周報》出了一年，當時銷路很好，因為人手分散了，而我自己的意識已開始轉換，不願繼續下去，達夫卻把這讓渡給別人作過一次橋梁，因而有所謂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合編的《現代評論》出現。但用達夫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被人用來點綴的“小醜”而已。
達夫一生可以說是不得誌的一個人，在北大沒有當到教授，後來（1925年初）同太平洋社的石瑛到武大去曾經擔任過教授，但因別人的政治傾向不受歡迎而自己受了連累，不久又離開了武漢。這時候我往日本去跑了一趟又回到了上海來。上海有了“五卅”慘案發生，留在上海的創造社的朋友們不甘寂寞，又搞起《洪水半月刊》來，達夫也寫過一些文章。逐漸又見到創造社的複活。直到1926年3月我接受了廣州大學文學院長的聘，又才邀約久在失業中的達夫和剛從法國回國的王獨清同往廣州。
達夫應該是有政治才能的，假如讓他做外交官，我覺得很適當。但他沒有得到這樣的機會。他的缺點是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這使他不能勝任艱巨工作。還有一個或許也是缺點，是他自謙的心理發展到自我作踐的地步。愛喝酒，愛吸香煙，生活沒有秩序，愈不得誌愈想偽裝頹唐，到後來誌氣也就日見消磨，遇著什麼棘手的事情，便萌退誌。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終未能表現其活動力的主要原因吧。
到廣州之後隻有三個月工夫，我便參加了北伐。那時達夫回到北平去了。我的院長職務便隻好交給王獨清代理。假使達夫是在廣州的話，我毫無疑問是要交給他的。這以後我一直在前方，廣州的情形我不知道。達夫是怎樣早離開了廣州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又怎樣和朋友們生出意見鬧到脫離創造社，詳細的情形我都不知道。在他宣告脫離創造社以後，我們事實上是斷絕了交往。他有時甚至罵過我是“官僚”。但我這個“官僚”沒有好久便成了亡命客，我相信到後來達夫對於我是恢複了他的諒解的。
年2月到日本去亡命，這之後一年光景，創造社被封鎖。亡命足足十年，達夫和我沒有通過消息。在這期間他的生活情形我也是不大清楚的。我隻知道他和王映霞女士結了婚，創作似乎並不多，生活上似乎也不甚得意。記得有一次在日本報上看見過一段消息，說暨南大學打算聘達夫任教授，而為當時的教育部長王世傑（這人是太平洋社的一位頭子，利用過達夫和創造社的招牌來辦《現代評論》的。——沫若注。）所批駁，認為達夫的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我感受著異常的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