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製，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裏（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麵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台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隻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讚這地方很好。我心裏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麵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隻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複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麵暖氣太熱，隻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隻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我二月裏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穀裏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隻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曆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