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晚年的孤寂境遇裏，有一位賣麻餅的小販竟做了他的朋友，給他帶來一點意外的安慰和快樂。小販名叫袁瓞，他做餅賣餅之餘，還愛讀一點書，喜歡與人討論英美的政治製度，到底英美政製哪個更好一點？他比較傾向於崇拜美國，但理論上說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複。於是便貿然寫了一封長信，向大學者胡適請教。這是1959年10月間的事。
胡適接到這封信，知是一位賣芝麻餅的小販，竟能在業餘勤奮自修，精神可佩；問的又是胡博士最熱衷的英美政治問題，更覺十分高興，便親筆寫了一封回信。
信中說：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我隻能說，你說的英國製度和美國製度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裏，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從此，小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適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適邀請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帶來的一個手巾包打開，裏麵是10個芝麻餅，黃燦燦的，散發著新烤芝麻的清香。捧到胡適麵前，胡適接過芝麻餅，笑眯眯地拿起一個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響，臉上現出近幾年來才見的歡愉。
他們一老一少，談得很暢快，胡適仍不忘對他的年輕朋友宣講杜威哲學和改良主義，隨後，他們又談到幼年生活。胡適說，他喜歡遊泳，可是鼻孔裏長了一個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聽了覺得很巧，告訴胡適說，他的鼻孔裏也長了一個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適聽他說，便立即給台大醫院的高天成院長寫了封信，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由我負擔。胡適盡管經濟並不是那樣富有，甚至連自己住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誠心給一個好學的年輕人以幫助，在他的心靈上是一種極好的安慰。
胡適常記著這位小販朋友。有一次他心髒病複發，住進台大醫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了一個芝麻餅送到胡適病房來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我相信你沒有吃過。
胡適見是麻餅，便笑了，說：“我早就吃過了。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胡適也夠天真，以為那麼大一個台北市，芝麻餅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個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