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甘心，提到個別情況，總理說個別情況個別對待。”陳治利說。
繼而話題一轉，周總理說到中國就要重返聯合國，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國外辦事方法的華裔留學生，經過考試參加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他說，這也是報國之途，大家不妨考慮。”
王春生當年才25歲，因為緊張和靦腆，沒有多發言，她的注意力被總理身邊的陪同人員吸引著，“淩晨的時候，總理還在滔滔不絕地講，但那些隨同的幹部都在打盹，有些人甚至都睡著了。”但周總理並不計較，這讓年輕的王春生覺得不可思議，“我當時就在想，要是這樣的場景出現在台灣，這些下屬不知道會受到什麼處理呢！”
事過境遷，許多會談的細節，王春生已經記不清楚，但她對總理的一段話記憶猶新，並坦言深深改變了自己。“提及美國當時正如火如荼的反戰運動，總理說，既然在外麵留學，不要把自己當作外國人，應該多參加美國社會的活動，主動融入美國社會。”
等到話題終結，會見即將結束時，陳治利看了一下表，嚇了一跳，“已經是淩晨四點了，不知不覺居然談了6個小時。”
這時，周總理笑著問大家是不是餓了，招呼廚師給大家做碗餛飩，但廚師說，沒有餛飩了，隻有稀粥，於是就著鹹菜，訪問團團員與總理共進了一份白粥加鹹菜的早餐。
第二天，陳治利專門查看《人民日報》等報紙，翻遍也沒有會見新聞，事後才從接待人員處知道，為了保護團員們回美國後的處境，周總理特別交代，此次會見不登報紙，不拍照片，一切從簡。因為通訊不便，在大陸訪問期間，訪問團無法與美國學校和同學聯係，眼看時間超出預定歸期越來越多，無不心急如焚。
“接待的同誌擔心我們馬上回去會有危險，一直拖到11月中旬才辦護照，返回的路線也與來時完全不一樣了，借道歐洲，從北京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這裏因故逗留了一個禮拜，再至巴黎，到加拿大多倫多，最後開車回到密西根，回程整整花了十天時間。”
“妻子已經心急如焚，見到我不禁熱淚盈眶，說，如果不再回來，她已打算畢業回中國找我。”陳治利說。
因為既定的歸期被延擱，訪問團成員回到美國後，“沒辦法交代，失業的失業，失學的失學，可算是樂極生悲了”。
李我焱的研究室老板勃然大怒，停了他的教職和研究工作(當時他已在哥大畢業取得博士學位，留校任教並作研究員)。而王春生的父親王民則因為女兒的“反叛”，被迫辭去《新生報》的職務，寫悔過書，並在報紙上公開與女兒斷絕關係。
返美後不久，訪問團團員在各地留學生的要求下，四處演講，陳恒次和陳治利兩人，更是開著一輛破舊的老爺車，在中西部、南部學校間穿梭，將他們在國內的所見所聞，義不容辭地告知大家。
不久之後，李我焱響應周總理的號召，經聯合國考試錄取到聯合國秘書處工作，“人生一下子發生了重大的轉折”，而受訪問團演講的影響，去往聯合國工作以作報國之途的留學生共有80多人，“他們幾乎都有博士碩士學位，大多是放棄自己的專業，改而從事語文工作，並不計較個人得失。”
王春生也畢生記取周總理當年“融入美國社會”的教導，致力於美國社區民權凡二十餘年。
保釣第零團的訪問成功，更是開通了海外學子與祖國定期溝通的渠道，其後1972年，1975年，保釣第一團(見報)，第二團(見報)，接連循著他們的足跡，跨過大洋。
陳治利說，這一批海外學子及僑胞，雖然至今未見“保釣”在單一事件上的結果。但的確參與了三十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變化。這是一個曆史的史實。
不過，事實上從1971年9月安娜堡國是討論會在密歇根大學召開開始，“保釣”人士“政治立場的分歧開始顯現，有些人選擇了退出，有些人更加執著”。劉大任回憶道。
至1972年5月15日，美國依舊對外宣布，遵循《美日聯合公報》如期將釣魚島的托管權交予日本，轟烈一時的保釣運動遭遇挫折，陷入低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