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唐人街還沒有一家旅行社開辦去大陸的業務，我們委托的那家應該是加拿大大使館特意安排的，但老板依然很小心，把我們叫到店鋪後麵的屋子裏才開始辦。”王春生說。
為了趕在國慶節前到達，訪問團5人和美中友好協會、華僑代表團一行三十幾人，經香港，從羅湖進廣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華僑大廈。
在飛機上，王春生遇見了也去中國訪問的美國黑豹黨創始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休伊?牛頓，“當時美國的許多左派團體與新中國關係頻繁。”
出發前夕，5人特意經紐約參加支持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集會，並在旅途中傳來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消息。訪問團群情激昂，“這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破冰之旅。”34年後的今天，陳治利提及往事依舊難捺激動。
國慶遊園活動後，保釣訪問團被單獨安排在了民族飯店，靜候會見安排。
“但恰逢加入聯合國的影響，國務院各單位異常繁忙，座談會時間難以敲定，一拖再拖。本來我們預計在國內停留35天，結果被拖延，多逗留了一個月。”
這一個多月裏，保釣團被安排在國內各地參觀旅遊，以便對新中國建設成就加深了解，他們的足跡遍布上海、南京、杭州、大寨等地，瞻仰了南京中山陵、雨花台烈士陵園等紀念勝地，11月初回到北京，繼續等待。
“10月底吧，在遊玩途中，一天，隨行的接待人員拿了一份報紙給我們看，是《中央日報》海外版，把我們五個人的名字全登出來了，列為‘文化特務’，說是‘回大陸接受培訓’，取消了我們的台灣護照，這反而令我們有了一份為曆史犧牲自我的悲情。”
座談會是經由國務院單位一級一級往上開的。第一次會談，接待訪問團的是後來任海協常務副會長的唐樹備先生。“我們提了許多問題，包括海外學生回國服務，釣魚島問題、中美關係等，唐先生不停地記筆記，並答應回去研究。整個會見持續了約三小時。”
其後，統戰部羅青長同誌會見，大抵詢問了海外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以及台灣目前的狀況。
又過了幾天，當時的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邀請他們參觀頤和園，“頤和園當時還未對外開放，接待那天，整個頤和園就我們五個遊客，有點冷清，但景色優美。”
會見期間，五人不止一次提出會見周總理和毛主席，但一直沒有肯定或否定的回複。“我們也沒有抱太大希望。”
“直到一天吃晚餐時，接待人員叮囑我們晚上不要離開房間。我們隱隱覺得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晚上9：30，有車接我們到人民大會堂，我們終於從隨行人員那裏知道，晚上周總理要接見我們！”
“與周總理的會見被安排在新疆廳，我們問能不能安排在台灣廳，回複說，台灣廳還在裝修，沒有布置好。大約晚上十點多，周總理從新疆廳偏門出來，身著灰色呢布的中山裝，氣色很好。”陳治利回憶說。
“我們立即起立，總理過來挨個握手，我是最後一個，總理說‘歡迎你們’，一雙溫暖的手充滿力量。”
“總理詢問我們，留學生在國外各地區留學工作的情況，台灣現在的局勢，他還親自介紹國內的建設情況，說‘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我們當場建言，官方有關台灣的談話，最好不隻是言及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同時也應該提到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對海外學生而言，台灣問題是情理並重的事情。”
兩天後，陳治利發現《人民日報》對台文章已經引用“骨肉同胞”的稱呼了，速度之快讓他吃驚。
“有關釣魚島，我們向總理建議，現時不妨仍交由台灣管轄，將來時機成熟一並回歸。我們更建議，中國對世界公開宣布，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團員陳恒次為了這次訪問，還特意準備了一篇論文，主要闡述在兩岸統一的基礎上，如何保障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他希望在統一之後的台灣，行政管理機構能更多任用台灣人。”王春生依稀記得。
以後的形勢發展，使這類建言隻能高束樓閣。乒乓外交之時，日本與中國建交，基於大局考慮，釣魚島問題被延擱下來。而在臨回美國前，陳治利在張貼報紙的櫥窗裏，看到了《人民日報》對這個導彈靶場的建議有一篇兩寸見方的報道。
訪問團團員還將海外學子渴望回國的願望告訴周總理，希望依照錢學森的例子，再度組團回國服務。出乎李我焱意料，周總理的回答是國內當時的形勢不適合海外歸來的學子一展抱負，“周總理幽默地以‘小孩子在外打架，打輸了，就往家跑’作比喻，勸我們在外麵多曆練，寓才於外嘛，打消了我們組團回國服務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