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嚇了一跳，但我說，我有幸見過陛下幾次。
“他點點頭，好像他早就料到了。‘下回你見到他，跟他說有個美國人說過這句話—你可以殺掉一個思想家，但你殺不掉他的思想。’他說。”那行刑官看著我聳聳肩。
“那你跟他說了嗎？”我問，“我指的是國王。”
那行刑官大笑。“沒有，”他回答，“我見過太多人腦袋落地，寧可保住自己這顆。”
我不必問接下來發生的事—其他幾個當天在場的人已經告訴我了。比希跟犯人簡短談過之後，一陣強風從紅海吹來—幾乎每個人都提到了這件事，因為柏油路上好熱。行刑官直起身子，動作流暢地抽出他的長刀。他後退一步，熟練地打量一下距離，然後站穩雙腳。
此時唯一的聲音，就是清真寺廣播係統傳來的靜電雜音。比希橫舉著長刀，挺直背脊，昂起下巴，使得他的輪廓更顯著（我初見他時，就無可避免地注意到他的虛榮）。他一手持刀，往上揮到了最高點，廣場上的每一隻眼睛都跟著那把刀，因而被正上方的白色太陽照得幾乎目盲。
他暫停，那把刀明亮炫目，仿佛要吸取這個場麵的戲劇性—然後他另一隻手也握住刀柄，以驚人的速度揮下刀。刀口呈直角擊中動物學家的頸背。依照行刑官之前的要求，犯人一動也不動。
每個人都會跟你說的一件事，就是那個聲音—響亮而濕潤，就像劈開西瓜似的。刀子切穿動物學家的脊髓、頸動脈、喉部，直到整個腦袋完全脫離。
那顆人頭滾過大理石地板，眼皮迅速掀動著，一道弧形的血柱旋即從切穿的動脈噴出來。動物學家的無頭身軀似乎漂浮了一會兒，仿佛還在震驚中，然後往前跌入一片血泊。
行刑官穿著他毫無汙漬的白色大袍，往下看著自己的工作成果，廣播係統的靜電雜音轉為一段祈禱文，一群蒼蠅開始聚攏過來，廣場上的群眾爆出掌聲。
死者的兒子—因為試圖奔跑而呼吸沉重，身體左側嚴重擦傷，一隻血淋淋的手包著手帕—一拐一拐走進停車場，此時他父親的屍體剛被搬上那輛冷氣十足的白色廂型車中。原來這輛車開著冷氣的原因是這個：不是為了活人的舒適，而是為了降低死人的臭味。
大部分觀眾都走了，隻剩下拆除路障的警察，還有兩個孟加拉國工人在清洗大理石行刑台。
那男孩四下張望，希望能找到認識的人，問一下那個被處決的犯人是誰。但大家都被大風吹得快步離開，像貝都因人般拉下格子紋頭巾遮住臉。在綠地另一頭的清真寺，喚拜人正把木製護窗板一一關上，以提防看似愈來愈可能出現的一場大型沙塵暴。
在強風吹襲之下，那男孩跑過去，隔著鐵欄杆朝喚拜人大喊，問那個犯人的名字，或是職業。喚拜人轉身，一手遮臉以抵擋沙塵，也大喊回去。強風掩蓋了他所說的話，所以男孩隻聽到一個字眼：“動物學家”。
當時對著這個廣場拍攝的監控錄像畫麵—是我們很久以後找出來的—顯示這位喚拜人回去工作，沒看到那個男孩轉身瞪著大理石行刑台，焚風猛烈撲打著他的身體，他的心顯然滿懷哀傷。他站著不動好幾分鍾，決心像個男子漢不要哭，整個人看起來就像一座大風中的雕像。
其實，我想他當時大概很快就離開了：就像大部分遭受巨大驚駭的人，他被困在時間和空間裏，完全失靈。他本來大概還會站在那裏好幾個小時，但一個警察走向他，凶惡地揮著竹杖朝他大吼，要他趕緊離開，於是他就踉蹌逃走了。
當他穿過回旋的風沙，眼淚終於打破他鋼鐵般的決心。獨自走在這個他如今痛恨的城市裏，他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喊。後來人們告訴我，那是悲痛的哀號，但我知道不是。那是出生時的本能哭喊。
就像實際出生的過程一般血淋淋又充滿痛苦，在吉達市中心一個狂風大作的停車場，撒拉森降生在恐怖的世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出於對父親始終不渝的愛，他將會成長為一個篤信傳統的狂熱分子，與一切西方價值為敵，公然宣稱要摧毀法赫德國王政權。
謝了，沙特阿拉伯，真是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