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她打電話給她父親時，她已經看出他們或許不是香港電訊的員工。她的第一個線索就是其中兩人完全不會說中文—事實上，他們講話是美國口音。第二個線索是有關通信設備。雖然她對這些不太懂，但她很確定修網絡不必用到一把北約標準9毫米口徑的貝瑞塔手槍，上麵還套了一個消音器。
她解釋狀況的時候，我看著她父親的臉轉為慘白的病容。他抬頭看著我，表情混合了痛恨與絕望。“你是誰？”他說，小聲得幾乎聽不到。
“從我剛剛在旁邊聽到的，”我說，“我是全世界唯一可以幫你的人。我運氣好，香港電訊公司的老板剛好欠我一個人情—姑且說，我幫他成功標到烏拉圭的一個電話合約吧。”
那一刻，我以為他就要朝我撲過來，所以我準備好必要時要狠狠修理他，同時繼續說話。“我很確定，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可以打個電話，拜托他請那些技術人員離開。”
布榭設法控製住自己。他看著我，深陷在原先從沒想到過的森林深處，麵對著一個將會決定他後半生的十字路口。
我看著他一臉掙紮：他寧可放棄一切堅持，也不會拋下女兒不管。他整個人呆掉了，我得幫他做決定。就像我前麵說過的，這是可怕的一天。“這麼說吧—如果你決定不合作，那些技術人員就得滅了你女兒。請你了解，他們要對你女兒怎麼樣，不會事先向我報告的。我管不了他們。”
麵對一個父親，我不喜歡用“強暴”這個字眼。他一聲不吭，然後臉轉向一旁，嘔吐在地板上。他用袖子擦擦嘴，然後顫抖地直起身子。“我去拿那些交易記錄。”他說，踉蹌著往前走。
我聽過有人說愛是軟弱無力的，但他們錯了：愛很強大。在絕大部分人身上，愛能壓倒其他一切，比方愛國精神和野心，宗教和教養。而在所有的愛之中—宏大的愛或卑微的愛，高貴的愛或卑鄙的愛—力量最強大的，就是父母對子女的愛。這是我那天學到的一課，這一點我將永遠感激。幾年後，在一處叫作“死亡劇場”的廢墟深處，這一點將能挽救一切。
布榭朝門走到一半，表明甘願放棄一切，一心隻想設法救出女兒。此時我抓住他的手臂。“慢著！”我說。
他轉向我，快哭出來了。“你那些‘技術人員’還在她公寓裏，”他吼道，“你以為我會去報警嗎？！”
“當然不是，”我說。“你又不是笨蛋。”
“那就讓我去拿那些交易記錄，老天在上！”
“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給我假數據，或者另一個客戶的數據？不，我們一起去計算機那邊。”
他搖頭，很恐慌。“不可能。外人不準進去後頭的辦公室—會被其他員工發現的。”
這點沒錯，隻不過有個例外。“你以為我為什麼要挑放假前的星期五、下午1點過來？”我說，“現在每個人都去吃中飯了。”我拿起公文包，跟著他走出會議室，看著他用一個加密過的識別卡開了門鎖，進入後方的辦公區。
我們坐在一台終端機前，他用指紋掃描開啟係統，輸入一個賬號。資料調出來了—好幾頁克裏斯托·尼可萊德的機密銀行記錄，同時還連到家族裏的其他各個賬戶。幾分鍾之內，我們就把那些記錄全都打印出來。
我看著那些紙頁許久，這些賬目裏包含了太多貪汙和死亡。尼可萊德家族的身價有幾十億，或者很接近了。但那些記錄也無疑證明克裏斯托就是俄羅斯人的代理付款者。不隻如此，正如我之前的盼望，那些數據也透露了其他的活動。其中常態性的轉賬顯示，有六個我永遠想象不到的我方工作人員，其實也是賣國賊。
其中兩個是負責反間諜活動的聯邦調查局探員，另外四個是美國駐歐洲的職業外交官—其中一個女人還跟我上過床—而他們所犯的罪，通常隻有一種刑罰。我心底期望他們能找個好律師，設法談認罪條件，把刑罰降到終身監禁。別相信一般的說法—手裏掌握著別人的性命，這種滋味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把那些數據放進公文包裏的時候，並不如原先預料中那麼滿足。我轉向布榭，跟他說兩個小時內，我會打電話給香港電訊公司的老板，把那些技術人員撤走。我站起來，考慮到當時的狀況，決定不要跟他握手告別了。我一句話都沒說就走出去，留下他獨自一人—嘔吐物弄髒了他的西裝，顫抖著手，想搞清楚胸口的心悸隻是緊張，還是更嚴重許多的病情。
我不曉得他後來有沒有複原，而要不是我小時候的一件奇怪事件，或許我本來會對他有點同情。
小時候我曾陪著養父比爾·莫道克，去接近德國邊界一個叫羅托的法國小村。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年，我也經曆過無數冒險，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一部分的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那個地方—也或許我該說，那個地方的某部分從來沒有離開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