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兩位！”他喊道。他們回頭看。“關於那個小偷—做得很好。”我們看到阿佛瑞茲臉上解脫的表情，兩個人都默默舉手微笑，表示聽到了。難怪他的手下崇拜他。
我看著那個金屬盒子—仔細檢視之下，比較像個公文包，盒子一側印了白色的序號。顯然是軍用品，但我隻模糊記得見過類似的東西。“是戰地手術包嗎？”我說，不太確定。
“很接近了，”布瑞德利說，“牙醫包。”他打開那盒子，裏頭裝在泡棉裏的，是一整套軍用牙醫器具：撐開器、探針、拔牙鉗等。
我瞪著他。“她把被害人的牙齒拔掉了？”我問。
“全部拔光了。我們一顆都沒找到，所以我猜想她把牙齒全丟掉。或許她丟進馬桶衝掉，那我們就走運了—所以我才要把水管都給拆了。”
“那些牙齒是在死前還是死後拔掉的？”
班明白我的意思。“不，不是淩虐的手段。驗屍處的人看過她的口腔。他們很確定是死後拔掉的，隻是為了防止我們查出被害人身份而已。這也是為什麼我拜托你過來一趟—我記得你的書裏寫過一樁謀殺，是有關外行人拔牙的。如果是發生在美國，我想或許有—”
“沒有關聯，那是發生在瑞典。”我說，“有個家夥拿外科手術錘用在被害人的牙橋和下巴—我想是同樣的目的—但是拔牙鉗？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
“唔，現在見過了。”班回答。
“很有啟發性，”我說，“文明真是不斷在進步啊。”
先不管我對人性的絕望，我不得不說，我對凶手更佩服了—從一個死人嘴裏拔掉三十二顆牙齒，這可不會容易。凶手顯然掌握了一個重要的觀念，那是大部分決定要殺人的凶手會忽略的：沒有人會因為謀殺而被逮；隻會因為計劃不周而被逮。
我指著那個金屬盒。“一般人要去哪裏找來這種東西？”我問。
班聳聳肩。“到處都有。我打了電話給一個國防部的老朋友，他去查了檔案：四萬件剩餘庫存—軍方過去幾年就拋售給各地的戶外用品店。我們會再追查，不過不可能因此查到凶手的。我不確定任何人可以—”
他的聲音愈來愈小—他四下看著房間，像是陷入一個迷宮，想找到出路。“沒有被害者的臉，”他輕聲說，“沒有牙齒記錄，沒有證人—最糟糕的是，沒有動機。你對這類事情比任何人都懂—要是我問你破案的概率有多大，你怎麼說？”
“現在？就像威力球，或隨便哪個中獎概率最低的樂透彩券。”我告訴他，“你走進來，第一個想的是：外行凶手，又一個毒品或性交造成的謀殺案。然後仔細一看—我這輩子隻看過兩樁這麼厲害的案子。”然後我告訴他殺菌噴霧的事情，他聽了當然更不樂觀了。
“謝謝你的鼓勵啊，”他說。食指和大拇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我長期仔細觀察下來，知道這表示他想抽煙。他有回告訴我，他1990年代戒了煙，此後他常想著抽根煙會好一點，想了一定有一百萬次了。眼前他顯然就在想。為了熬過那種渴望，他就開口說話。“你知道我的問題在哪裏嗎？瑪西有回跟我說，”瑪西是他老婆，“說我太靠近這些被害人了，結果我就開始想象，他們現在隻剩下我這個朋友了。”
“他們的捍衛者？”我提出。
“她就是用這個字眼。而且有件事我從來就辦不到—瑪西說她唯一真正喜歡我，可能就隻有這一點—我從來就沒辦法讓朋友失望。”
死人的捍衛者，我心想。這也不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幫他，但是沒辦法—這不是我負責的調查，而且盡管我才三十幾歲，但是已經退休了。
一名技師迅速走進房間，用亞洲口音喊道：“班？”布瑞德利轉身。“去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