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旁王朝下台贏得了尊敬，但卻沒有人遺憾。正如前麵說過的，他們的不幸大於他們自身。他們在地平線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在世界上很快有了朋友和敵人。朋友們熱情洋溢、興高采烈地奔過來，敵人卻別轉腦袋，各人按自己的性格行事。起初，歐洲的君王們心頭不悅，目瞪口呆，他們像黎明時的貓頭鷹，閉上了眼睛，等他們張開眼時，卻是為了威脅恐嚇。他們驚恐不安可以理解，他們怒不可遏也可以原諒。這場奇特的革命算不上一次衝擊，甚至不屑把被擊敗的王權當做敵人，使之流血。專製政府向來對自由派互相誹謗感興趣，認為七月革命既來勢凶猛，就不該溫良恭儉讓。況且，沒有人企圖策劃陰謀，反對這場革命。最不滿意的人，最惱怒的人，最害怕的人，都向它表示敬意。不管我們多麼自私，多麼怨恨，我們感到，在這場革命中，有一種超然於人之上的力量在鼎力相助，於是，一種神秘的敬意便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權利推翻事實的勝利。這是光輝燦爛的事。
權利推翻事實。於是就有了一八三年革命的燦爛光輝。也有了這場革命的寬容溫和。權利獲勝後，是絕對不需要暴力的。
權利，就是公正和真理。
權利的特點，便是永遠美好和純潔。事實即使表麵看來是最需要的，甚至是當代人最願意接受的，但是，如果它隻作為事實而存在，隻包含極少的權利，或根本不包含權利，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注定會變得醜陋、肮髒，甚至可怕。如果有人想一眼看到事實可能達到怎樣醜惡的程度，隻要上溯幾百年，看一看馬基雅弗利。馬基雅弗利絕對不是壞人，不是魔鬼，也不是無恥卑鄙的作家；他隻是事實。而且，他不隻是意大利的事實，也是歐洲的事實，十六世紀的事實。他似乎很醜惡，而從十九世紀的道德觀來看，他確實很醜惡。
權利與事實的鬥爭，從有社會以來就存在了。結束決鬥，將純潔思想同人類實際相結合，以溫和的方式使權利滲透事實，事實滲透權利，這便是哲人們做的工作。
二半途而廢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策士的工作又是一回事。
一八三年的革命很快停止了。
革命一旦擱淺，策士們便會把船拆毀。
本世紀，策士們自命為政治家，因此，政治家這個詞最終有點像是行話了。請不要忘記，哪裏有手腕，哪裏就必然有卑劣。說策士，等於說平庸之輩。
同樣，說政治家，有時等於說奸詐之輩。
因此，照策士們的說法，像七月革命那樣的革命，是割斷的動脈，得趕快結紮。權利若是過分要求，就會動搖。因此，權利一旦確認，就應該鞏固國家。自由一旦有了保障，就應該想到政權。
這時候，哲人尚未同策士分道揚鑣，但對他們已產生懷疑。好吧，政權。可是，首先要知道，政權是什麼？其次，政權從哪裏來？
策士們似乎並沒聽見私下議論的不同意見，依舊我行我素。
策士們善於將利己的杜撰偽裝成必需。照他們的說法，革命後的人民，假如這個人民屬於君主國，最迫切要做的事，便是建立一個王朝。據他們說，這樣，在革命後，他們就能過安定的生活，也就是說，能有時間包紮傷口，修繕房屋。這個新王朝可以掩蓋腳手架和醫院。
然而，建立王朝談何容易。
必要時，任何一個有才幹的人，甚至任何一個有運氣的人，都可以當國王。波拿巴屬於第一種情況，伊圖爾維德屬於第二種。
但是，並非隨便哪個家族可以建立王朝的。作為一個王族，必須有相當深的資曆，歲月的皺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假如我們站在“政治家”的觀點上看問題（當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那麼，一場革命後產生的國王應具備怎樣的品質呢？他可以是，也應該是一個革命者，就是說，他親身參加了這場革命，他插手了這場革命，不管他因此而臭名昭著還是美名遠揚，也不管他使用的是斧頭還是利劍。
一個王朝應具備怎樣的品質呢？它應該是民族的，就是說，是一個保持距離的革命者，並不要參加革命的行動，而是要接受革命的思想。它應該由過去組成，具有悠久的曆史，它應該由未來組成，具有同情心。
這就說明為什麼早期的革命僅僅滿足於找到一個人，克倫威爾或拿破侖，而後來的革命一定要找一個王族，不倫瑞克王族或奧爾良王族。
王族好比印度榕樹，每根枝條垂到地上，便在地裏紮根，長成一棵榕樹。每一個枝都可以變成一個王朝。條件是必須彎向人民。
這就是策士們的理論。
因此，也就出現了一種偉大的藝術：讓勝利發出一點災難的聲音，以便使利用勝利的人因此而膽戰心驚，每前進一步都要加進點恐怖氣氛，拉長過度的曲線，放慢進步的速度，使這曙光變得平淡無奇，揭露並削減熱情的粗暴性，削平尖角和利爪，給勝利裹上暖和的棉胎，替權利穿上暖和的衣服，為魁偉的人民包上法蘭絨，叫他們快快睡覺，強迫過分健康的人節製飲食，讓大力士接受康複治療，設法消除革命的影響，向渴望理想的人獻上攙有藥茶的美酒，采取措施以免有太多的成功，給革命罩上一個燈罩。
一八三年實踐了這個理論，而英國於一六八八年就實踐過了。
一八三年是場半途而廢的革命。是半截子進步，不是完全的權利。然而，邏輯對“差不多”是瞧不起的，正如太陽無視蠟燭一樣。
是誰讓革命半途而廢的？資產階級。
為什麼？
因為資產階級代表滿足了的利益。昨天還很有胃口，今天已吃飽肚子，明天就心滿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