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裝著要飯的樣子來到福音堂後門，敲了幾下。這時，一個穿旗袍的女子走了出來問我：“你是不是叫劉克先?”我說：“是的，你是王定國吧?”她回答說：“是的。”王定國同誌對我說：“黨中央已經到了延安。西安事變後紅軍改稱八路軍，參加抗日戰爭。現在已在西安、蘭州等地設立了辦事處，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失散的紅軍。”聽到了黨的消息，我像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人見到了光明，心裏非常激動，就急切地問：“我怎麼辦?”王定國同誌說：“你的腳不方便，等有了行動方便的同誌，一起回延安。”
這時，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見到黃誌亭、周強等同誌，便把紅軍改為八路軍、在蘭州設有辦事處的消息告訴了他們，叫大家趕快往延安走。就這樣，一批批同誌往延安去了，剩下我們幾個腳上有傷的同誌仍在甘州城內活動。
轉眼7月過去了，我要求回延安，劉德勝同誌說：“你不要急，我請求組織想辦法。”劉德勝去找王定國同誌，王定國又向高金城講了這件事。四天後，有從新疆向蘭州運東西的汽車路過甘州，高金城便去找帶隊的人，請他們順便把我帶到蘭州去，並給那人塞了點東西。帶隊的得了好處，加上國共已經合作，便答應了。
劉德勝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並和我到福音堂見高金城。高金城見了我，熱情地請我坐下，對我說：“已和車隊的人講好了，明天上午你就坐他們的車去蘭州，然後到八路軍辦事處找謝覺哉，辦事處的地址是南灘街54號。”他怕我記不住地址，把地址寫在一張條子上，又開了一張介紹信，放在一條煙內，一同給了我，還給了八元錢，並囑咐說：“條子千萬不要丟了，這些錢在路上用。”我激動地接過他遞來的東西，不知說什麼好，隻是一個勁地點頭。這一夜，我是在興奮中度過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王定國、劉德勝等同誌，坐在運貨的軍車上，向著我日夜思念的蘭州馳去。汽車在路上行駛了兩天，終於到了蘭州的黃河鐵橋前。汽車停了下來，開車的對我說：“你在這裏下車吧，不然上邊會訓我們的。”我聽後便跳下汽車，向城裏走去。
我忽然想起帶在身上的錢還沒花，剛好遇到一輛人力車，便跳上去，對車夫說：“到南灘街54號。”到了城內走了一會，車停了下來，車夫對我說：“54號到了。”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就跳下車，急著往裏闖。這時，況步才同誌走了出來，我不顧腳疼，一步跨進門，我渾身熱血沸騰，全身顫抖，便撲了上去。日夜思念的黨啊，我終於回來了，眼淚不由得流了出來。謝老也從屋裏迎了出來，我激動地撲上去，緊緊握住他的手，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講起。謝老說：“你辛苦了，西路軍的事我們早就知道了，黨時刻沒忘西路軍的同誌們。”
接著，謝老、朱良才叫況步才給我買了一套學生服和一個文明棍，又送我到甘肅省立醫院治病。在這裏，我和紅五軍的一個師長謝良同誌(謝良同誌原是紅五軍第十五師的政治委員。)住在一起。20多天後，我出院回到了辦事處。沒過幾天，王定國、武傑、郭福海等同誌也來到了蘭州辦事處。從虎口中逃出來的患難戰友們相見，感到格外親切，整天有說不完的話，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
1937年10月，蘭州辦事處決定送我回延安，考慮到我的腳已殘廢，行動不便，便叫郭福海(原紅五軍的總務科長)護送我。到西安後，西安辦事處的同誌又熱情接待了我們。在林老的關懷下，我們終於回到了黨中央的身邊——延安。
沈翔遠整理，原載《悲壯的征程》。劉克先同誌，湖北紅安人，生於1914年。1929年參加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戰士、通訊員、連長，西路軍紅九軍第二十七師營長，西征時負重傷致殘。西路軍失敗後，輾轉回到延安。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河南商丘軍分區司令員，商丘地委書記，湖北省物資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