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這歌聲來激勵自己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用歌聲來堅定自己尋找黨和紅軍的信念。
時間過去了十幾天，我要飯也找出了點竅門。每當到一個村邊的時候，我就停下來休息，等村民吃飯的時候再過去要。漢族人一般對我們比較同情，都能讓我吃飽，遇到辦紅白喜事的人家，這時去要，還能吃上一頓好的。
4月中旬，我走到甘州城附近，遇到要飯的紅軍多了起來。大家見麵最關心的有兩件事：一是問有沒有延安的消息，二是問要了多少飯。有的沒要到，就相互支援點。過了幾天，來到了甘州城外，我邊要飯邊打聽黨和紅軍的消息。這時，由於國共合作，敵人對我們的態度有所改變，不像過去抓住就殺，於是我決定進城去。
甘州城是張掖縣的縣城，敵韓起功旅就駐紮在城內，四周的城門都有敵兵把守。我穿著一身早已破爛的紅軍服，一拐一拐地走到了城門口，站崗的敵軍見我是紅軍傷員，便凶狠地問：“幹什麼去？”我說：“進城去。”又問：“進城幹什麼?”我說：“要飯。”兩個敵軍圍著我打量一圈，又問：“你在紅軍中是幹什麼的?”我回答：“放馬的。”他們又問：“給誰放的?”我說：“我放的馬是馱東西的。”敵兵見我對答如流，又是重傷員，便放我進城了
甘州城內雖然隻有千餘戶人家，但外地來做生意的人不少，人來人往還挺熱鬧。進城以後，要飯方便多了，有時還能吃上點米飯和麵條，遇上娶媳婦的，還能吃上點肉。有不少被俘的女同誌被敵人賣給當地人做老婆，每當我到他們家門口時，她們都十分同情地拿出飯菜和幹糧，有時還給點錢。
一天，我要飯到了北街，一個國民黨士兵見我行動十分艱難，便對我說：“你不要這個樣子到處要飯了，往前走有個駱駝店，那裏麵有很多你們的人，每天有飯吃。”我往前走了一段，果然有個駱駝店，還有幾個穿紅軍衣服的傷員進出。我走了進去，一眼就見到了總部秘書長汪運先同誌、總醫院的醫生黃誌亭同誌，他們是我在住院時的熟人，還有周強等十多個男女紅軍。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和特殊情況下，革命隊伍中也出現一些思想動搖的人。一個曾在四方麵軍總醫院當過護士的女人認識我，知道我是紅九軍的一個營長，是鄂豫皖過來的紅軍，便準備去報告敵人，領幾個賞錢花。汪運先同誌知道後對她說：“你不要昧良心，看他這個樣子你忍心嗎?把他殺了，對你有什麼好處?”我也連忙拿出自己要來的幾個錢給她，希望她不要出賣自己的同誌。在周圍同誌的譴責和怒視下，她慚愧地低下了頭，終究沒有報告敵人。在駱駝店，說是有飯吃，隻是韓起功旅派來的人，用行軍鍋熬燒點稀湯湯，每天隻給兩頓，每次分一小碗，像我們這樣二十來歲的人，是根本吃不飽的。
過了幾天，韓起功的部隊來駱駝店挑兵，幾個身體好一點的被挑上當兵去了，剩下我們幾個傷殘人員和婦女，韓起功的人也不管我們的飯了。一天，汪運先對我們說：“這樣挨餓實在受不了，我們還是自想辦法吧。”大家同意他的意見，就離開駱駝店各自謀生去了。這時已是6月，我和黃誌亭要了幾天飯，就到一個地方擺地攤，賣花紅；周強以前是個裁縫，到王府街裁縫店給人做衣裳；汪運先等同誌靠賣雜貨、麻糖維持生活。由於買花紅的人很少，生活無法維持，我隻好又去要飯，晚上睡在鼓樓下，一件羊皮既當床又當衣裳，艱難中度日。
一天，我坐在街邊討飯，一個穿國民黨軍服的軍人走了過來，小聲對我說：“現在國共合作抗日，紅軍已改為八路軍了，黨組織正在設法營救失散的西路軍人員。”我聽後十分高興。他又問我：“你住在哪裏?”我說：“我沒有地方住，隻好要飯。”他說：“你每天不要走遠了，到時候我送飯給你。”經過一陣交談，我們彼此熟悉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劉德勝，江西人，原是三十軍八十八師的一個連長，後被韓起功抓去當了兵，現在住在醫院裏。國民黨士兵的生活也很苦，每天隻吃兩頓飯，分幾個饅頭。每天吃飯時，劉德勝同誌便省下兩個，偷偷地送給我。我每次接過饅頭都要問：“你吃了嗎?”他說：“吃了點，你放心，隻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在劉德勝同誌的幫助下，我的吃飯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
過了一段時間，劉德勝同誌告訴我，他們已經聯合了幾個人，成立了地下黨支部。過了幾天，劉德勝同誌對我說：“王定國同誌想見你。”我問：“王定國是誰呀?”他說：“她原是總部前進劇團的，她對黨的情況知道得多，到時她給你講。”我又問：“怎麼找她?”他說：“明天上午你到福音堂醫院的後門，敲幾下，她在那裏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