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經六則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引邵子之說為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嚐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辨，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雲：‘當以先天圖為河圖，生成數為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閩人吳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為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尚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書八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八卦為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尚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元忽作?，而謂留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留為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裏時，伯邑考已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雲：“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為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注謂：“異其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為雅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繁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為陛下。”據《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永水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辨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睿齊”。司馬貞曰：“徇亦作?。”蓋以徇與?音相近、?與睿文相近而言也。又曰：“?當讀為迅。”則又因裴る訓徇為疾，而以迅為疾，義相近而言也。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缺疑之義乎？
太吏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於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塚，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群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
《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為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周易?係辭下》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錘史寬舒，《封禪書》注引徐廣曰：“錘，丈恚反。錘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注引韋昭曰：“黃錘，人姓名。”一以為地名，一以為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誌》注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錘，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錘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雲：“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司馬當有名，遂以為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劍也。《杜周傳》“三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卻皆有“劍”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為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雲：‘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後土祠旁。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考也。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為篡語，何也？
《漢?遊俠傳》“茂陵守令尹公”，注謂：守者，未真為之。或以為宋之權行試守，即其遺製，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複單車歸為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資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不同，臣賀以太仆行禦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禦史大夫行丞相事。宋製必繼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稱“行”也。
《資治通鑒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絀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真宗即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非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製下於是年十二月甲辰，亦非次年。鹹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為潘羅支所殺。終其身未嚐封王也。其子德明既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製，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雲：“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於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勳。”《野錄》所記既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真封”，以實其封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鑒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舍正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潁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七年，詔複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修元豐六年之製，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複執前議。蘇轍時為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嚐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紀孝宗善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曰：“淳熙中，張說為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樽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複附奏：‘良?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也。良?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為良?，而不知《良翰傳》未嚐不載也。且說為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為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為簽樞，累進知院事。淳熙元年即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