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流逝，日月無情，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農村率先實行經濟體製的改革。隨著各種責任製、承包製的實行，“工分”這種農民為之勞動奮鬥一了幾十年的東西也失去了往日的誘惑，寫進曆史，成為往事，有著農村生活體驗的人們，在對過去的回憶中才會涉及。
回首過去，像我們出生在農村的孩子，上學後要搞好學習、完成作業，放學後不僅給家中幹這幹那，還要拾柴禾，打豬草。等長到十二三歲時，便開始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給生產隊幹活，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為家裏掙些工分。那年月正是大集體，生產隊統一上工統一收工，由生產隊長根據生產情況，上工人員的情況確定大家幹什麼、怎麼幹、幹多少。上工時的考勤由記工員負責記工，收工後由隊長根據勞力情況、活的輕重、上工的時間和幹活表現等多種因素，給每個上工的社員評工分，誰記十分，誰記五分都由隊長說了算。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各家拿上“工分本”去記工員那裏記工，也就是把所掙工分記在“工分本”上。這樣，隻要隨時一看“工分本”就可知道自己家的工分情況，哪一天掙了多少，哪一個月掙了多少，一目了然。等到分紅和結算時再拿“工分本”到生產隊會計那裏去記賬，會計根據全生產隊的情況做決算。田熟收獲後，生產隊交夠“公糧”和“購糧”後，剩餘的糧食還要留種子和機動糧，最後才給社員分。隊裏給社員分糧的依據有兩條：一是各家的人口即計口分糧，其次則是工分，按工分多少分糧，當然主要還是按人口分糧，但所分的所有糧食都計成本，按當時國家的規定價計算。待到年終總決算時，將生產隊的經濟收人除提留外，全部按全隊的工分平均，看一個工分值多少錢，要是錢多則表明收成好，然後根據各家所掙工分分錢，看能分多少錢，同時算出全年所分的糧食值多少錢，然後減去，就是年終各家各戶分紅所得的錢。遺憾的是好多人家都是無紅可分，雖然大家分到的口糧都不夠吃，但還是除去口糧款後，分紅成了負數，不僅無“紅”可分，反倒要給生產隊交錢。家中勞力多，掙工分多，孩子老人少的人家還能分幾個錢，否則隻好辛辛苦苦幹了一年最後反要交錢。因此掙工分就顯得異常的重要，人們要爭著幹掙工分多的活幹，尤其是那些能掙長工分的人更讓人羨慕，如飼養員和看田、看場的人是長工分，也就是一年四季天天都有工分。另外，生產隊的隊長之類的隊幹部不僅也是長工分，而且還是高工分。因此，像這些人家自然工分就掙得多，而我們這些小孩，活也幹不了多少，常需要大人帶著幹，或搭配給強勞力帶著，因此再辛苦也掙不了幾分工。大人一天掙十分，給我們五分就不錯了，但也有適合我們幹的活，如替大人看田、看場之類的活，大人還可幹其他的活，這樣也就等於和大人掙一樣的工分，不論掙多掙少，總能給家裏掙些吧，也好填補填補，以減少大人的負擔，增加些收人。那年月有時由於大鍋飯的緣故，說掙工分還不如說是“混工分”，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那時生產隊裏還流傳著“隊長累了到處轉，會計累了撥算盤，計工員累了揮筆杆，保管員累了抓稱杆，社員累了大小便”的諺語，這段話正好印證了在大集體年間吃大鍋飯的種種弊端。
掙工分的日子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漸漸離我們遠去，大家都不用為掙工分而忙碌了。但過去掙工分的日子，不光是給家裏掙得了工分，更重要的是使我養成了熱愛勞動、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終身收益，享用不盡。
2002年2月25日刊登於《銀川檢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