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雄出少年
“塑料花大王”喜得貴子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他自己存在的意義。也許，在明天，你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名人，也許你隻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但你也有可能是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人，這其中的區別誰也說不好在哪裏，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40年前，即1966年，時間是初冬的11月8日，天氣開始轉冷，枯樹禿枝，黃葉遍地，景色有點兒蕭條，但李嘉誠的深水灣大宅內，卻充滿了一片歡愉的氣氛。
因為這一天，李嘉誠的妻子莊月明又給李家添了一個男嬰，這便是李澤楷。
小澤楷很喜歡笑，他就像個歡樂的小天使一樣，給這個家裏的每個人帶來歡樂。
得到如此可愛的兒子，父親李嘉誠喜悅的心情可想而知。兩年前，李嘉誠已經有了一個兒子，現在再添一子，正像是為他添了右左兩翼，這種興奮的心情，使得李嘉誠暫且拋開繁重的工作，為妻子和孩子忙碌起來。
當時的李嘉誠隻有38歲，但已是香港有名的富豪，人人稱他為“塑料花大王”。按說，像他這樣的富豪的生活該是穿金戴銀才是，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李嘉誠卻以絕對務實的作風，在芸芸有錢人中，獨樹一幟。當小澤楷降生後，他周圍的人們都以為，現在他已經有兩個兒子了，不會再像以前那樣那麼節儉了吧，誰知道，兒子的降生並沒有改變他的節儉作風，他反而更低調更節儉了。他凡事親力親為，從不愛誇耀自己的財富，平日所穿著的都不是什麼名牌衣服，甚至能代表富豪身份的名貴手表，他都一概不愛，平日裏隻戴電子表，且永遠比別人調快十五分鍾，以示重視時間。但他對做善事卻絕不吝嗇，動輒億元港幣。這種性格，多少也與他出身寒微、同情貧苦有關。很多認識李嘉誠的人都說，他是個不忘本的人。
事實上，能捱窮吃苦，能克服困境，才令李嘉誠能有今天的成就，所以，他怎麼也不會忘掉那一段拚命奮鬥的日子和從中領略到的意義。他甚至希望兩個兒子都能像他一樣，了解當中的真諦，不要含著銀鑰匙長大，不要靠運氣，而是實實切切地去為自己將來的命運奮戰不懈。
李嘉誠曾說：“我在創業初期，幾乎百分之百不靠運氣，而是靠工作、靠辛苦、靠能力賺錢。你必須對你的工作及事業有興趣，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李嘉誠的童年可說是生不逢時：1938年，日軍轟炸潮州，炸彈正落在李嘉誠的身邊，他死裏逃生；一年後，全家從汕頭逃亡到香港；15歲那年，父親病故，自此，李嘉誠便挑起全家的重擔。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念書。因為父親的病，我便時常去買些有關醫學的舊書來看。我的童年歲月很艱苦，苦在沒有人可以傾訴。父親過世前一天，他沒有什麼話要說，反過來問我，有什麼事要跟他說。細想一下，覺得很悲傷，但我當時很自信地安慰他：‘我們一家一定會過得很好的！’”
為了遵守自己的承諾，李嘉誠很努力地工作，不用數年，已有小成。“我18歲已經做了經理，19歲做總經理，負責辦公室和工廠的工作。在創業的時候，我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有時候做到晚上非常疲倦，而寓所晚上11點鍾以後就沒有電梯了，我經常走十層樓梯才回到家門。有時候，倦得不得了，我就想一定有一個辦法可以令自己走樓梯時會舒服一點。我就閉著眼睛，一邊走，一邊數，數夠了樓梯級數，就睜開眼睛……”
這種勇往直前的個性，使李嘉誠在數十年間，從一無所有，發展至今天擁有九家上市公司，總市值約7060億港元，占香港股票市場總市值約8%。經曆了人生與事業上的大逆與大順，李嘉誠深深體會到做人的意義，並非單是賺錢。
李嘉誠說：“在1957年，1958年，我初次賺到很多錢，但對是否快樂感到迷茫，覺得錢多不一定快樂。後來想明白了，事業上應該多賺錢，有機會便用錢，用到好處去，這樣賺錢，一生才有意義。當初我打工的時候，有很大壓力，尤其是最初幾年，要求知，要交學費，自己省得不得了，還要供弟妹上小、中學直至大學，真的很辛苦。做生意頭幾年，也隻有極少的資金，的確要麵對很多問題。但我想，隻要勤奮，肯去求知，肯去創新，對自己節儉，對別人慷慨，對朋友講義氣，再加上自己的努力，遲早會有所成就、生活無憂。當生意更上一層樓的時候，絕不能貪心，更不能貪得無厭！”
他又強調：“絕不同意為了成功而不擇手段，即使僥幸略有所得，也必不能長久，正如俗語所說，刻薄成家，理無久享。”
李嘉誠亦曾坦言談論為人與為商的共同成功之道：“除勤奮外，還要節儉（隻是對自己，不是對別人吝嗇）；要建立良好的信譽和人際關係，具有判斷力也是成功的重要條件，凡事要充分了解，詳細研究，掌握準確資料，自然能作出適當的判斷。求知是最重要的環節，今天我仍然繼續學習，盡量看新興科技、財經、政治等有關報道，每天晚上還堅持看英文電視節目，溫習英語。”
李嘉誠用他自己的人生閱曆給自己總結出了人生的真諦，而他也正是用他自己總結的這些人生真諦來教育他的兒子們，綜觀李澤钜和李澤楷成年以後的人生之路，跟他們的父親可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虎父無犬子，當真是真理！
望子成龍
李嘉誠是個標準的嚴父，對兩個兒子寄予厚望，即使為兩個兒子起名，也含有深意。他說，長子名澤钜，是希望他有“钜大”之能。
據《說文解字》釋：“矩，大剛也。”《史記》卷二十三《禮書》有記：‘宛之钜鐵施，鑽如蜂至。”張守節的《正義》亦指：“钜，剛鐵也。钜，大剛也。”
至於次子李澤楷的“楷”字說的是“楷模”的意思，即榜樣模範、典範。《後漢書》卷六十四《盧植傳》有記：“士之楷模，國之核子也。”
兩個兒子名字中間取一“澤”字，則是按家族輩分排列下來的。
從李嘉誠為兩個兒子取得名字上可以看出他對兩個兒子不同的期盼：一個意為“剛钜”，一個意為“楷模”。李嘉誠為兩個兒子命名，可見他對他們寄予的厚望，與所有的中國人一樣：“望子成龍。”
要想兒子成龍，就必須注重對他們的教育，一方麵，李嘉誠把他們送到香港頂級名校聖保羅學校讀書；另一方麵，李嘉誠也抓緊對哥倆兒的家庭教育。
李嘉誠重視家庭教育，他相信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成長十分重要。在兒子還小的時候，他就開始教他們做人的道理。李嘉誠始終認為世情才是大學問。
小李澤楷的誕生“腳頭”很好，這一年，李嘉誠乘著在中國內地的“文革”波及香港觸發“五月風暴”的經濟低迷時期，大舉購入廉價而優質的地盤物業，成為一次地產大災難中的大贏家，從此直奔他的“地產王國”而去。而這時，原來傾心傾力輔助丈夫事業的太太莊月明也漸漸退居幕後，相夫教子，全心全意為丈夫日漸壯大的事業王國培養接班人。
李澤楷出生的時候，李嘉誠在塑膠花行業中獨領風騷，在地產界還屬後起之秀，在香港商界巨子中仍然排不上號，可家族住宿的條件卻已躋身富豪之列。李澤楷從小就生活在優越的家庭環境裏，盡管父親仍在艱苦創業，奮力拚搏，但他與哥哥從小就沒有衣食之憂，輟學之患。
由於李嘉誠的成功是在逆境中奮鬥出來的，他深知優越的家庭條件並非全是好事。他在給予兒子良好的教育的同時，又不忘對其進行磨煉。在兩個兒子還很小的時候，李嘉誠就常常帶他們去看外麵社會的艱辛，帶他們坐電車，在路邊報攤看小女孩一邊賣報紙一邊溫習功課的那種苦學態度。
但是，對於兒子，李嘉誠沒有一般中國人一定要子孫繼承事業的想法。不過，他也給他們機會，給他們創造繼續發展的條件。李嘉誠成了巨富，但他的日常生活卻是十分平淡，克勤克儉，不求奢華。直到今天，他戴的隻是廉價的日本表，居住的仍是1962年結婚前購置的深水灣獨立洋房。作為香港首富，他並沒有住進頂尖級的豪宅區。李嘉誠有兩艘遊艇，已用了多年，現在已算不得豪華了。最有目共睹的是李嘉誠的衣著。他常穿著的黑色西服，不僅不是什麼名牌，而且還比較陳舊。在公司裏，李嘉誠與職員們一樣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的時候，一樣和工人們吃大眾餐，唯一的嗜好，就是打高爾夫球。
李嘉誠為公益事業“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但是他的個人生活卻是如此儉樸，確實令人深思。他自豪地在兒子麵前稱，他賺的每一毛錢都可以公開，都不是不明不白賺來的錢。
李嘉誠的創業資本僅有5萬港元。他打工的薪水並不高，較大的一筆，是他幾年推銷產品的提成。據他的同事、朋友回憶，李嘉誠從未奢侈過一回，他外出從來都是吃大眾餐。李嘉誠從不認為他的積蓄，是他賺來省出的，他總是對他人說：“我之所以能拿出一筆錢創業，是母親勤儉儉省的結果。我每賺一筆錢，除日常必用的那部分，全部交給母親，是母親精打細算維持全家的生活。我能夠順利創業，首先得感謝母親，其次要感謝那些幫助過我的人。”
李嘉誠常說自己是個慳吝之人，而他的部屬們卻說他“慳己不慳人”。
李嘉誠對兒子總結了他的成功之道：“因為我勤奮，我節儉，有毅力。我肯求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自從兩個孩子出世，李嘉誠就麵臨著怎樣撫養，如何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才的問題。他在與妻子研討之後，擬定了一個規劃。他們認為，首先應該使澤钜和澤楷感到家庭的溫暖，感覺到父親和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愛心；其次，是要讓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知道什麼是節儉。
李嘉誠對兩個兒子李澤钜和李澤楷的培養教育抓得很早。他要求兒子生活上克勤克儉，不求奢華；事業上注重名譽，信守諾言。他特別教導兒子要時時考慮對方的利益，不要占任何人的便宜，要努力工作。
在眾人眼中，李嘉誠是成功的企業家，懂得賺錢。而在兒子李澤楷眼中，“父親有一種心靈的追求，這可能是其他人想不到的。我們的生活是那樣簡單，而簡單原來就是非常幸福。”
李澤楷至今仍對6歲時乘坐泛美航班的一段經曆記憶猶新：父親先牽著他走進了頭等艙，隨後，不顧母親反對，又將小澤楷送回了經濟艙。父親當時所說的一番話至今仍讓李澤楷銘記在心：“孩子，當你再回到這裏時，你看到的一切都應是你通過艱苦工作賺來的。”當李澤钜和李澤楷八九歲時，每當董事局開會，他們兄弟倆就會坐在專門為他們設置的小椅子上，進行獨特的商業熏陶。會後，李嘉誠鼓勵兩兄弟提出不懂的問題，然後認真地進行解答。他說帶他們到公司開會，目的不是教他們做生意，而是教他們懂得做事要花很多心血才能成功。李澤楷到美國念書時，父親僅向他提供了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費用，以及學費和房租。他的零花錢是靠在麥當勞當收銀員，在高爾夫球場做球童掙來的。
李嘉誠還時時將他悟出的人生道理教導給兒子。他帶他們看外麵人們生活的艱辛，帶他們坐電車坐巴士，到每一個能夠看到生活艱辛的地方讓兄弟倆去感受生活的不易。每逢星期日，李澤钜、李澤楷兩兄弟必定跟父親出遊暢泳。然後，他們還要協力上演一幕“壓軸好戲”。李嘉誠是這樣說的：“他們一定要聽我講話。我帶著書本，是文言文那樣，解釋給他們聽，然後問他們問題。我想當時他們亦未必能懂，但那些是中國人最寶貴的經驗和做人的宗旨。”
兩個兒子都稱讚他們的父親是最好的導師，是最好的商業教授。李澤楷說：“我從家父那裏學到的東西很多，最主要的是怎樣做一個正直的商人，以及如何正確處理與合夥人的關係。”當李澤钜和李澤楷在香港讀完小學和中學後，李嘉誠就將他們送到國外去留學深造。李嘉誠說過：“作為父母，讓孩子們在十五六歲時就遠離家鄉，遠離親人，當然有些於心不忍，但是為了他們的將來，就要忍心。不管你擁有多少家財，對於孩子，應該從小培養他們獨立自強的能力，特別不能讓他們養成嬌生慣養、任意揮霍的生活習慣。”
當李嘉誠聽說小兒子李澤楷在高爾夫球場替別人撿球，並把賺來的錢資助經濟困難的同學時，他興奮地對妻子莊月明說：“孩子們這樣發展下去，將來準有出息！”同時，李嘉誠也要求孩子們知書識禮，謙虛做人，而絕不允許他們像一些嘴裏含著金鑰匙出世的“公子階層”那樣目空一切。他說：“如果子孫是優秀的，他們必定有誌氣，會選擇獨立自強的道路，不依賴父母，憑借個人的實力去獨闖天下。反言之，如果子孫沒有出息，不長誌氣，不求上進，一味追求物質生活的奢華享樂，好逸惡勞，動輒搬出家父是某某，那麼留給他們的萬貫家財隻會助長他們貪圖享受、驕奢淫逸的惡習，他們將一無所成，成為名副其實的紈絝子弟，甚至還會變成危害社會的蛀蟲。”
李喜誠透露，當年他朋友的孩子去外地讀書，買了一輛最新款的敞篷車，但是“我兩個兒子買的隻是兩輛單車（自行車），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行走也十分方便。直到有一天，我在9樓公寓等他們回家吃飯，看到一輛單車冒雨在車群中‘之’字型穿梭，險象環生，看清楚才知道是其中一個兒子，而他到家時已渾身濕透，還背著幾十磅東西。這時，我才叫他們第二天去學車考牌，買一輛堅固的、款式較新的車。”
李嘉誠對兒子的種種做法，周圍的人肯定會有異議，認為是李嘉誠太苛刻孩子們了，覺得李嘉誠不疼愛孩子，對於這個問題，李嘉誠的回答很坦率：“是否疼愛孩子不是靠金錢或物質去衡量的。兒子在外地讀書時，我給他們開了兩個銀行賬戶，一個他們絕對不能動用，但已經準備足夠他們完成博士課程的費用，至於使用另一個賬戶的金錢，他們必須寫信給我報告，我會在24小時內回複。後來，因為他們功課太多，才接受他們的要求改用電話說明。這才是有用的疼愛，我個人認為太多的物質反而有害。”
李嘉誠的理念，使他相信家庭教育對孩子十分重要，他說：“以往百分之九十九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現在有時會與他們談論生意……約三分之一是談生意，三分之二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因為世清才是大學問！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並喜歡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我經常教導他們，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我現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資金也不足以應付那麼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別人主動找我的，這些都是為人守信的結果。對人要守信用，對朋友要有義氣，在今日而言，也許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覺得一個‘義氣’，實在是終身用得著的。”
“十幾年前，我曾帶兩個孩子去旅遊。一樣的山色，一樣的環境，一百年後，一千年後，山色依舊，人可不同了。當你想起人生隻是短短的旅程，便希望趁著有能力做事的時候，盡量在世上播下好的種子，這是值得的。成功之後，利用多餘資金做我內心想做的善事，心安理得，方寸間自有天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李嘉誠喜歡每個星期都帶著兒子出海去遊玩，但仍不忘帶些文言文書本，讓孩子們麵對大海朗讀，希望他們在學好中文的同時，也要學好做人的道理。
李澤楷3歲那年，父親為他請了一位名叫MrsNightingaie的家庭教師，教他學習英語；除了上學，每天都安排一定時間開“小灶”，直到他13歲赴美求學為止。盡管李澤楷的英語成績不是太出色，但他一口流利的牛津口音卻不能不算是拜這位外籍英文老師所賜。
由於香港中小學教育重英輕中，名校更是連教學都用英文，因此，學生的中文基礎普遍較差，中學畢業的學生，有些甚至連一封普通的中文書信也不會寫。
李家世代書香門第，李嘉誠自然不願意讓自己的下一代斷了這樣的傳統，因此，除了抓緊孩子的英語補習，也不放鬆兒子的中文教育。但他沒有再請中文家庭教師，為孩子補習中文的工作就由自己兼顧。
李嘉誠雖然因為日寇侵華，隻讀到小學五年級就被迫和父母流亡到香港，但因為父親是小學校長，是個飽學之人，家裏的藏書又多，因此，李嘉誠從小就讀了很多書，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加上耳濡目染，雖說算不上精通中文，但對此也相當有造詣。對為兩個兒子的補習，已經綽綽有餘了。
雖說李嘉誠平時忙於做生意，難得與孩子在一起，但他無論多麼忙，每個周日都會堅持和兩個孩子一起坐船出海，除了放鬆一下緊張的神經外，更主要的是教兒子們學中文、學唐詩，學做人的道理。以李澤楷的性格，自然覺得討厭，但在“不能走”（無處可逃）的情況下，他還是學了許多中文知識。
成年後的李澤楷，坦言父母的教育頗嚴，他說：“父母親毫不放縱我們兄弟二人，經常給我們灌輸做人的道理。”
他特別提到他們家濃厚的商業氣氛。他說：“我們兄弟倆自幼便被父親安排在會議室的一角，看著他們如何與其他商人談生意。與父母共同進餐，談話也離不開生意，多年的潛移默化，加上父親的耳提麵命，令我對商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