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意識到“國進民退”的危險性了，巳於2008年11月上旬出台了十項擴大內需的措施，準備於兩年內投4萬億拉動內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院院長傑弗裏薩克斯參加了題目為“全球經濟動蕩及環境挑戰背景下的中國”的國際研討會，並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他說：“中國經濟要想轉型，就要更多地依賴國內消費，而不是僅依靠出口，因為我認為中國在增強國內需求方麵比增強出口方麵潛力更大。”在未來40到50年間，中國可以加快城鎮化的步伐，因此有很多餘地來進行投資，而且也有機會走向更環保、更高效的城市型經濟，比如說對清潔水、清潔空氣和可持續能源以及可持續的運輸方麵，進行更投入到位，消費率至少可以提高4一5個百分點。我們現在麵臨的矛盾是過去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西方克服這種危機的辦法，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抓基本公共服務，包括美國這樣的自由主義國家也不例外，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製度。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西方的危機不再是過剩危機，與此直接相關。因此，這次擴大內需要兼顧短期和中長期目標，應當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投資上，同時推進公共服務體製創新，奠定發展型社會的製度基礎。改革開放走到今天，市場經濟體製框架基本建立，社會利益多元化了，從國家層麵，我們沒有一套協調利益關係的體製性安排。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城鄉，地區、不同社會群體存在很大的差距，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擴大了機會和能力的差距。所以我認為要啟動社會體製改革，協調重大利益關係，縮小城鄉地區貧富三大差距，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國家最起碼要做的也是必須做的，就是進行基本公共服務投資，讓大家都享受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樣也能夠避免政府過多幹預市場的弊端，使政府做自己應做的事情。
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資是一項長遠的事情，至少2020年前都應當做，真正讓基本公共服務惠及13億人，達不到這個不叫全麵小康，在製度安排上也難以說進入現代社會的大門。
我國三大差距最主要表現為城鄉差距。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分配差距在6:1左右，如果農村居民享受與城市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直接將縮小到3：1左右，更重要的是，農村居民能得到更多的發展機會，提高自身素質，使得我國完成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
現在農村仍然保持一家一戶的落後生產，到何時才能有大規模現代農業？這是大家關心農村土地流轉的重要原因。但如果農村仍由土地承載農民的基本社會保障功能，土地流轉的確會出很多問題。如果能夠把農民基本公共服務解決了，土地流轉的社會阻力就基本排除了。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條件，發達國家無不是走了這條路。
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二元戶籍製度打破是最起碼的。但戶籍本身隻是一張紙，城鄉差別無非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含金量不同。抓住了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均等化，統籌城鄉發展全盤皆活。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上不是一個簡單財政支出問題，而是一個製度安排問題。如果政府仍然是一個經濟建設型政府，什麼時候都拿不出這筆錢，如果在製度安排上是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即使舉f也要投資。
按照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測算，未來12年，將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投入每年提高l%一1.4%，平均每年投入0.5萬億一0.6萬億，總計投入財政資金6.42萬億，就可以達到在2020年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這一投入對於我國未來財政並不會構成太大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