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動，學校由武鄉寨坪搬到左權縣城去。一天行程六七十裏。所有教工、學生自帶行裝整隊出發。群眾送我們登程之後，走了一段路程，隊伍漸漸拉開了距離，身強力壯的走得快，體弱年少的開始掉隊了。當時隻有校長編製有馬騎，校長與鄉親們告別之後，急急趕來，一路上就不再騎馬了，他總是讓體弱和年齡小的輪流騎馬。他不是跟在後，就是走在前，當他從我們身邊走過時，慈祥地問我：“走得動嗎？”他鼓勵我，堅持下去就是勝利，轉而他又往前趕去。直到趕上前邊正在休息的隊伍時，不失時機地向同學們提出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要求進城時，不能有一個人掉隊。確實是，那天進城時，天已經墨黑，在茫茫夜色中行進，沒有一個人掉隊。校長心上時刻牽掛學生，給學生以無限溫暖。
學校在左權期間，一次上級政府發布號令，在服裝上實行軍政分製。就是說，地方幹部不準戴八路軍的軍帽了。同學們聽了都想不通，有抵觸情緒。從抗戰以來，根據地內軍民一家，地方幹部、民兵、兒童團，甚至老百姓，都戴著和八路軍一樣的軍帽。多少年來習慣了，也有感情了。校長叫脫掉，實在舍不得。曾經有過幾次，若是戴上軍帽上街，還要受到執勤人員的幹涉。我們有的同學偏要帶上軍帽上街，準備和執勤者講道理，進行辯論。對於這個問題，學校該怎麼辦呢？有一天，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這時，校長頭戴鴨舌帽（亦稱列寧帽），出現在講台上。同學們乍看到更新了帽子的校長，像化了妝一樣的新奇，像觀看演員一樣地欣賞，當然也猜得著校長的用意。校長開始講話，說道帽子問題時，說：“同學們戴著八路軍的軍帽，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軍帽的感情深厚，覺得光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時代在前進，軍政服裝也應該有所區別。地方工作人員，換一種適合的帽子，也不是不可以的。大家看見了我戴的這頂帽子，這叫列寧帽。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的同誌戴上革命導師的帽子不是更好嗎？同學們想一想，怎麼樣好？”校長短短的一席話，雖然沒有做任何的硬性要求，也沒有任何強迫的言辭，同學們輕鬆愉快地接受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在以後的五十多年中，我經常想起校長的這段話，也做到了凡是要求群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去做。以身作則，帶動群眾，永遠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法。
1946年冬，適逢朱德總司令六十大壽，學校為朱總司令祝壽，辦起了專欄牆報。校長首先寫了一首長詩，並到幾個小組去征求意見，幾經修改，交給辦報的同學。校長這種示範帶頭和虛心謙恭的精神，影響了眾多的學生，我們受益匪淺。
1946年底，第一期學生將要畢業了，這一年同學們發起刊印《同學錄》，校長非常支持，並寫了前言。前言語重心長，學生終生難忘。
我進學校時，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當時也算是小知識分子。雖然上進心切，但還帶著許多稚氣，好奇、不懂的事情很多。一年半的時間裏，在學校的培養和校長的關懷照料下，確立了向工農學習，努力改造思想，確立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在政治思想上，階級覺悟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終於在學校，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時光流逝真快，轉瞬間，距那時又過了半個多世紀。校長在1985年3月離開我們又十多年了。記得在靈前告別的那一天，我看到他的遺詩兩首，默默地吟誦一遍，返程途中，試著背誦，居然一字不錯。他的一生，對黨忠誠，待人寬厚，光明磊落，一身正氣，學生銘記心中；他那和藹可親的慈容，在腦子裏閃現；他的諄諄教悔，又在耳邊鳴聆；他那兩首遺詩也常在口邊念叨。“對黨忠誠對友癡，為人處世恥持私……”
作者為晉中市鄉鎮局原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