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校長在教學中堅持嚴謹治學，勇於探索。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時處處為教工、學生做出榜樣。為人師表，如同陽光雨露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我的記憶中，有這麼幾件事。
學校在武鄉寨坪村的時候，有一天得知鄰村唱戲，軍區一級的劇團來分區駐地演出。這樣的好事總要驚動周圍十裏八鄉，群眾會蜂擁而至，我們當然也不例外。晚上，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各自帶著小木凳，校長也跟我們一樣，也帶著小木凳跟在學生中間，進入會場。按照組織者為我們劃定的位置落座。聽說當晚演出的劇目是《風波亭》，是嶽飛被害的一出戲。校長和我們在一起，就隨便講起嶽飛的故事，啟發我們聯想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國民黨蔣介石妄圖消滅我們，我們必須堅持針鋒相對、有理有節的鬥爭。戲台上的大幕拉開了，幾盞汽燈的照耀下，人們的視線集中到舞台上。這時，校長卻回過頭來審視，並問同學們：我是不是高了點，擋住後麵的同學了？我們連聲說，沒有，沒有。因為小木凳都是一樣的，隻不過校長的身材比別人高一點，也遮擋不了後麵。可是校長的心上，想著的，還是學生。後來，他還是拎著小木凳，坐到了後麵。校長的風範給學生以豐富的滋養。
1945年11月，因為行政區劃的變動，學校由武鄉寨坪搬到左權縣城去。一天行程六七十裏。所有教工、學生自帶行裝整隊出發。群眾送我們登程之後，走了一段路程，隊伍漸漸拉開了距離，身強力壯的走得快，體弱年少的開始掉隊了。當時隻有校長編製有馬騎，校長與鄉親們告別之後，急急趕來，一路上就不再騎馬了，他總是讓體弱和年齡小的輪流騎馬。他不是跟在後，就是走在前，當他從我們身邊走過時，慈祥地問我：“走得動嗎？”他鼓勵我，堅持下去就是勝利，轉而他又往前趕去。直到趕上前邊正在休息的隊伍時，不失時機地向同學們提出發揚互助友愛的精神，要求進城時，不能有一個人掉隊。確實是，那天進城時，天已經墨黑，在茫茫夜色中行進，沒有一個人掉隊。校長心上時刻牽掛學生，給學生以無限溫暖。
學校在左權期間，一次上級政府發布號令，在服裝上實行軍政分製。就是說，地方幹部不準戴八路軍的軍帽了。同學們聽了都想不通，有抵觸情緒。從抗戰以來，根據地內軍民一家，地方幹部、民兵、兒童團，甚至老百姓，都戴著和八路軍一樣的軍帽。多少年來習慣了，也有感情了。校長叫脫掉，實在舍不得。曾經有過幾次，若是戴上軍帽上街，還要受到執勤人員的幹涉。我們有的同學偏要帶上軍帽上街，準備和執勤者講道理，進行辯論。對於這個問題，學校該怎麼辦呢？有一天，學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這時，校長頭戴鴨舌帽（亦稱列寧帽），出現在講台上。同學們乍看到更新了帽子的校長，像化了妝一樣的新奇，像觀看演員一樣地欣賞，當然也猜得著校長的用意。校長開始講話，說道帽子問題時，說：“同學們戴著八路軍的軍帽，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軍帽的感情深厚，覺得光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時代在前進，軍政服裝也應該有所區別。地方工作人員，換一種適合的帽子，也不是不可以的。大家看見了我戴的這頂帽子，這叫列寧帽。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革命的同誌戴上革命導師的帽子不是更好嗎？同學們想一想，怎麼樣好？”校長短短的一席話，雖然沒有做任何的硬性要求，也沒有任何強迫的言辭，同學們輕鬆愉快地接受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在以後的五十多年中，我經常想起校長的這段話，也做到了凡是要求群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去做。以身作則，帶動群眾，永遠是一種很好的工作方法。
劉校長在教學中堅持嚴謹治學，勇於探索。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時處處為教工、學生做出榜樣。為人師表，如同陽光雨露滋潤著學生們的心靈。我的記憶中，有這麼幾件事。
學校在武鄉寨坪村的時候，有一天得知鄰村唱戲，軍區一級的劇團來分區駐地演出。這樣的好事總要驚動周圍十裏八鄉，群眾會蜂擁而至，我們當然也不例外。晚上，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各自帶著小木凳，校長也跟我們一樣，也帶著小木凳跟在學生中間，進入會場。按照組織者為我們劃定的位置落座。聽說當晚演出的劇目是《風波亭》，是嶽飛被害的一出戲。校長和我們在一起，就隨便講起嶽飛的故事，啟發我們聯想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國民黨蔣介石妄圖消滅我們，我們必須堅持針鋒相對、有理有節的鬥爭。戲台上的大幕拉開了，幾盞汽燈的照耀下，人們的視線集中到舞台上。這時，校長卻回過頭來審視，並問同學們：我是不是高了點，擋住後麵的同學了？我們連聲說，沒有，沒有。因為小木凳都是一樣的，隻不過校長的身材比別人高一點，也遮擋不了後麵。可是校長的心上，想著的，還是學生。後來，他還是拎著小木凳，坐到了後麵。校長的風範給學生以豐富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