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是那個年代塑造明星的最佳舞台。當大雜院裏的街坊開始排隊來參觀他，戴軍意識到自己紅了。躺在床上看書也會猛地發現，窗戶上出現了一張“豬臉”——來參觀的人已然把整張臉嚴嚴實實地擠在了玻璃上。這還不是最尷尬的。戴軍住的大雜院沒有衛生間，出了院子步行一百米是一個簡陋的公共廁所，裏麵有四個蹲位，且蹲位之間沒有隔斷。經常，他蹲在那裏，就聽旁邊一個聲音道：哎，我剛才在電視裏看到你了。
作為一名曾經長期潛伏夜場的歌手，戴軍將他與電視台的相遇比喻成“從黑暗走向光明”。而音樂電視的出現，真的就像命運的又一次安排，將戴軍帶入了一個更為奇妙的音樂世界。
感謝黃小茂。
其實，當時還有個人在做著和黃小茂類似的事情，她就是李靜。1995年，李靜離開北京電視台，來到央視主持一檔“向海外華人介紹中國”的節目——《歡聚一堂》。
這個節目有好幾個板塊，李靜負責的叫《流行風》，確實瘋。你可能無法想象，當年的李靜會拿什麼鏡頭來刺激中國電視文藝的神經：她和另外一個主持人帶著耳機隨意地出現在畫麵中，先是隨著一段音樂蹦跳，然後有人問，你們在聽什麼？他們答：我們在聽中國最流行的音樂。這正是當年的前衛串場。
《流行風》刮過中國的流行樂壇，當時眾多大腕級歌星都以亮相於此而榮光。那一年，陳明唱了《寂寞讓我如此美麗》，李靜覺得她很厲害，就請她來唱，這是陳明第一次上中央台。對於中國第一代流行歌手，其實麵向大眾的舞台很有限，中央台的機會尤為寶貴。李靜手中仿佛握著一條控製幕布的繩索，輕輕拉扯間，就有了孫悅、林依倫、解曉東等人的精彩亮相。
也是在這股風中，歌手戴軍與主持人李靜有了初相遇。隻是李靜說，沒印象了。戴軍說，我可有印象，你傻漂亮傻漂亮的。
這是實話。1995年的短促相遇，似乎讓戴軍、李靜，甚至黃小茂之間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聯係。可惜彼此的人生軌跡在仿佛將有所交集之時，又各自劃向了不同的維度。或許，這便是命運對他們的欲擒故縱吧。
1996年3月8日，戴軍應邀參加了山東電台的一檔音樂節目。成為唱片歌手後，他開始頻繁地現身於各種不同風格的節目中，談音樂，和一些音樂之外的事情。從前，他並不是一個輕易開口說話的人，因為在他眼裏，不開口的人總是更有想法。可在1996年，突然之間，他想說話了。那天山東台的領導看了他的節目，當天就親自找到了他，說，你的邏輯和別的歌手不一樣，思維很獨特，能不能幫我們做一個音樂節目？戴軍說，行。
這就是戴軍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開端，這個節目叫《大藏音樂專線》。那時候沒有電腦和網絡，所有在節目中播放的音樂都來自他從唱片行一張一張淘來的CD。而且節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錄音室製作的，每個禮拜要寄去山東。過程麻煩了點，但讓他獨自體驗到了一種和唱歌很不一樣的樂趣，說話的樂趣。
戴軍就在被他稱為“小黑屋”的錄音室裏，錄了三年的《音樂專線》，也連著三年獲得了“聽眾最喜歡的外來節目”第一名。大夏天，在嚴絲合縫的“小黑屋”裏，也不開空調，對著話筒，按鍵一按，《戴軍講故事》就這麼開始了。如果一首歌與當年南下打工潮有關，那他肯定會把這個背景融入到對歌曲的解讀中去。不知道這是否就是領導口中的“特別”，不隻陷於自我遐想，還會觀照一種集體情結。
在主持《音樂專線》的同時，戴軍還在報刊上開設專欄，並擔當電視節目的主持與策劃，廣播、電視、報刊，他果然一個也沒落下。除了“唱”，“說”已然變成了一項謀生的手段，也成為了戴軍考驗自我的一種嚐試。後來過了很多年戴軍才意識到，這段有點忙亂又虛渺的歲月，是一種隱隱的蛻變，而這種過渡一直持續到新世紀的前夜。
如果那幾年的戴軍是“想要表達”，那李靜就是“太想要表達”。她的角色轉變似乎要幹脆得多，隻是她的內心百轉千回。
在央視文藝部，李靜那時候隻能做一些編輯性的節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幾乎沒有什麼原創的空間。李靜很痛苦，她想，為什麼老天給了我一個最安逸的工作狀態，我卻如此渴望創造與折騰。
她一點也不想老老實實地待在演播室。為了做一首《藍色多瑙河》的串場，她衝到人家咖啡廳裏問，我是中央電視台的，你能不能借我場地拍點東西？人家說，我有什麼好處？李靜說，我給你打一個字幕。她還教唆自己的老同學來幫她做“不一樣”的攝像。那期節目李靜自己很滿意：一首《藍色多瑙河》結束，鏡頭切到李靜在咖啡廳裏欣賞風景的側影。然後鏡頭漸漸搖近，李靜轉身過來，說，一首《藍色多瑙河》，把我們帶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後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會覺得很放鬆……
這在現在看來是慣常手法，當時卻是李靜的創意衝動。沒人理解，她為什麼要讓鏡頭晃來晃去，也沒人理解她為什麼要在節目結束的時候從一條落滿黃葉的大道盡頭走過來。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台裏碰到她，對她說，我特喜歡看你的節目，《周末大回旋》，還有《中外歌舞》。李靜聽了差點哭出來。
這種感覺很複雜，也讓李靜不快樂，因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個人不是自己，越衝動，越無力，她陷入了新一輪的痛苦。她每天都會哭，有時甚至放聲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個小丫頭，麵對“命運”總有挑釁的蠻勇，在一個個十字路口，李靜的抉擇總在一瞬間與自己達成：自己確實不屬於這裏。幾乎是在一瞬間，她輕吐一口氣，有了一種解脫的感覺。
然而，脫離物欲後的精神快感並不是每個人都敢品嚐。李靜比任何人都清楚，盡管央視的工作無法讓她實現夢想，但畢竟能夠為自己這樣一個獨自在北京闖蕩的女孩提供體麵的身份和不錯的收入。但她顯然更加關注夢想。她隻是蒙在被子裏問了自己三個問題：我為什麼一定要在和平飯店喝咖啡？我為什麼一定要在賽特買東西？那些飄著的東西和你有關係嗎？
然後睜開眼，天亮了，這一次她沒有絲毫的慌張。虛名與浮華，如果你為此貪戀，你就將永遠被夢想折磨——這便是李靜給自己最後的告誡。於是，在4年的迷茫之後，她離開了央視。
崔健在20世紀的最後一張專輯《無能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90年代》。歌詞寫道：
語言已經不夠準確/說不清世界/存在著各種不同感覺/就像這手中的音樂
語言已經不夠準確/生活中有各種感覺/其實心中早就明白/卻隻能再等待
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經驗已無法做出準確的解釋。但有些人還是選擇表達，因為他們欣喜，因為他們迷惑。
這是一個說不清的年代，沒有人能一語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運的翻頁之後。
狠角色
無論如何執拗，引領靈魂飛升的先是抽象的夢想，緊接著便由具象的物質來折磨靈魂。還好，在李靜開啟獨立之路的伊始，她就有幸傍上了大腕，這位大腕就是自己永遠的精神支柱——母親。
從央視離開以後，李靜迅速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她最先找到幾個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同學，大家擠在一間屋子裏就開始了圍繞理想和藝術的創業實驗。這些人中有後來《瘋狂的石頭》的編劇和來自其他專業的好朋友等，但當時都是一群不懂商業套路的文藝青年。李靜說，咱們要成立一個工作室，自己寫劇本拍戲。然而，撞擊現實的疼痛一點也不亞於觸摸理想的狂喜。在連續拉不到錢的情況下，劇本無法順產，大家也無奈地漸漸散去。
而此時現金已經快斷流了。一天，李靜走在馬路上，突然悲從中來，就像和自己賭氣一樣，衝到路邊花2塊錢買了一張獎券，沒想到居然中了一輛山地自行車！“真好，以後我就可以騎車上班了，省錢。”歡喜異常的李靜第二天就騎著自行車出門了，結果騎到一半實在累得不行，就下車花6塊錢買了一根夢龍雪糕激勵自己。朋友罵她：“你會算賬嗎？一根冰棍6塊，麵的才10塊，你還不如打一麵的！”李靜心裏一沉，若有所思。以前的自己或許真的是一個好運氣的人。從剛畢業的音樂師範學生一下變成了大屏幕上的主持人，後來又進了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這一路都極為順利，幾乎都是機會自己找上了門。可現在她終於要自己找機會了，這山地自行車原來是傳說中最後的好運。
“媽，你能借我10萬塊錢嗎？”李靜向母親尋求支持。
李媽媽有點擔心地看著她：“你想幹嗎？”李靜從兜裏掏出兩個章來，一個財務章，一個公章，說：“媽，這是我注冊的公司。我要做中國最好的製作公司。但我現在要先搭個景，需要10萬塊錢，你能先借我嗎？等我搭完景，節目一賺錢我就還你。”
李媽媽看看李靜，心想這孩子太可愛了，數數都常常數不清楚，坐在地上拿兩個章，說要做中國最好的製作公司。但話一出口隻剩一個字：“好。”李靜的父母都是普通職工，10萬塊已是能給李靜拿出來的最大數目。李媽媽說：“孩子你做吧，我也不指望你能還我，你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吧。”後來李靜的妹妹李媛也把多年的積蓄借給了她。籌夠了錢，李靜帶著兩個章和一顆紅心上路了。
這一次她很清楚，自己沒有退路，不在電視圈爆發，也要在電視圈爆發。不是電影，不是電視劇，一定是電視節目。這情景多少有些“壯士一去兮”的悲壯，但她的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堅定，她終於選擇了一條明確的道路，執迷不悔也是一種盡興，這種盡興來自於她內心對另一種玩法的渴望。
回望曆史，民營電視製作的發展與90年代以來的兩大潮流密不可分：一是製播分離，一是電視的娛樂化浪潮。就在李靜選擇了民營電視的當口，也是中國電視產業製度開始鬆動的時機，“電視節目製作多元化”呼之欲出。於是在1999年底大批民間電視機構帶著勃勃雄心跳入了這片暗潮湧動的海洋。其中不乏大手筆的試水和大規模的炒作，一群滿懷理想與野心的人企圖在新世紀的前夜將民營電視推向一場真正的波瀾壯闊。
出走體製內的李靜並不了解中國民營電視的曆史與現狀，但做一位“獨立製片人”的念頭卻與體製內共事過的一個人有關——來自於台灣的黃阿原，他也是把李靜帶進電視綜藝圈的“師父”。說到黃阿原，中國的電視觀眾並不陌生。他曾兩次主持春晚，並製作了當年大陸電視上的“第一個娛樂節目”和“第一首MTV”。來大陸發展之前，他曾是台灣“中華電視台”的頂梁人物，由他精心打造的《愛心》一度成為台灣民眾必看的王牌欄目，並為他奪得台灣電視最高獎項“金鍾獎”。
因為《北京您早》，李靜見到了這位傳說中的“綜藝大佬”。當時，作為早間新聞節目的《北京您早》已經分為了很多不同的板塊。李靜負責的是音樂板塊，叫《唱我心曲》。她除了要串新聞，還要像個VJ一樣播放流行音樂MV，做一些簡單的音樂采訪，雖然時間隻有5分鍾，但也足以讓她過過癮。有一期節目，嘉賓正好是台灣的藝人黃阿原。采訪結束後，阿原對李靜說，你不像做新聞節目的。李靜說，我以前是學音樂的。阿原說，你可以做娛樂節目。
兩年後，正在中央電視台海外中心籌辦《歡聚一堂》的阿原把李靜找了過去。這個節目組有個暗暗的決心，就是要向全球展現中國的娛樂精神。這種定調注定了這是個在當時比較“洋氣”的節目，跟李靜以往接觸的任何節目都不一樣。或許也正是因為它不那麼一本正經，所以阿原才看中了李靜的“不正經”。作為初創團隊的一員，李靜第一次名正言順地品嚐到了做製作人的滋味。如果說以前的她還是端著主持人的碗看著製作人的鍋，那《歡聚一堂》就是讓她美美地在那鍋裏舀了一大碗。
李靜說，做了製作人自己才真正找到了做主持人的感覺，自己的第一層殼是被阿原打破的。當時黃阿原有個製作公司，看準了市場空白，就開始製作一檔明星訪談節目《金光綜藝》。這又是一場實驗。那會兒能讓明星坐下來好好聊天的節目很少，走全國發行的節目幾乎沒有。李靜跟著阿原，再次看到了綜藝節目的另一種可能：一個隻有幾十平方米的小演播室裏，明星就乖乖地坐在李靜和阿原中間，接受全程15分鍾的貼身訪問。後來事實證明，《金光綜藝》真的在觀眾中亮了，也在李靜心裏亮了。它用一種最直接的方式告訴李靜，電視也有不一樣的玩法。
1999年，這個命題又一次瘋狂地鑽進了李靜的腦子裏，就像一種精神疼痛，平時沒在意，發現的時候已經如此嚴重了。她想，兜兜轉轉一大圈，還是回到了這一點，實在沒有理由再繞道了，做中國最好的電視製作公司，就做明星訪談！於是才有了問母親借錢的一幕，才有了“壯士一去兮”的感慨，也才有了劃時代的“小西天革命根據地”。
最初，李靜的公司戰鬥力隻有三個人——一個製片主任是她以前的同學，妹妹李媛做導演，還有就是她自己。在小西天租了一套民房，工作室就算是正式開始運轉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開策劃會，連著軸地開，三人固定班底再加上過來客串的老同學、老朋友，有時一聊就是通天亮。後來一個北電的老同學跟她說，我給你推薦個實習生吧。
這個實習生叫張豔豔，是北師大藝術係二年級的學生。作為一位家教嚴謹的湖南女孩，她的每一步路幾乎都是由父親來安排，從上什麼學校，到去哪個城市生活，再到找一份怎樣的工作。豔豔對這些事情並無多少覺知，因為已經有父親為她做好選擇。然而這種高度的嗬護已經漫過了豔豔的頭頂，在她的身前投下一片陰影。還在讀中學時的一個暑假，豔豔決心要和同學一塊去打工，在一個船舫餐廳推銷酒。那天中午，豔豔端著酒走進了一個包間。一看，不對，坐在那兒的竟是父親的屬下！說了聲叔叔好，這妮子撒腿就跑，一路跑出餐廳也不敢回頭。她跑了一會兒覺得胸口很悶，為什麼這個城市這麼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