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傷、悲痛、恐懼、愛戀、焦急、憂慮，欲求解脫而不可能，逆來順受又不適應。一方麵很想長壽延年，“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同時又感到“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麼用處？一方麵，“一飛衝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製，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痛惡環境，蔑視現實，要求解脫；同時，卻又是“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現實逼他仍得低下頭來，應付環境，以保全性命。所以，一方麵被迫為人寫勸進箋，似頗無聊；同時又“口不臧否人物”，極端慎重，並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聯姻……所有這些，都說明阮籍的詩所以那麼隱而不顯，實際包含了欲寫又不能寫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魯迅說向秀的《思舊賦》是剛開頭就煞了尾，指的也是這同一問題。對阮籍的評價、闡解向來做得不夠。總之，別看傳說中他作為竹林名士是那麼放浪瀟灑，其內心的衝突痛苦是異常深沉的，“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誰雲玉石同，淚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現在他筆下的詩句。把受殘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傷曲折而強烈地抒發出來，大概從來沒有像阮籍寫得這樣深沉美麗。正是這一點，使所謂魏晉風度和人的主題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內容，也隻有從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發現魏晉風度的積極意義和美學力量之所在。
魏晉風度原似指一較短時期，本書則將它擴至晉宋。從而陶潛便可算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也正如魯迅所一再點出：“在《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陶潛的超脫塵世與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樣，隻是一種外在現象。超脫人世的陶潛是宋代蘇軾塑造出來的形象。實際的陶潛，與阮籍一樣，是政治鬥爭的回避者。他雖然沒有阮籍那麼高的閥閱地位，也沒有那樣身不由己地卷進最高層的鬥爭漩渦，但陶潛的家世和少年抱負都使他對政治有過興趣和關係。他的特點是十分自覺地從這裏退了出來。為什麼這樣？在他的詩文中，響著與阮籍等人頗為相似的音調，可以作為答案：“密網裁而魚駭，宏羅製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古時功名土，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榮華誠足貴，亦複可憐傷”；“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政治內容的。由於身份、地位、境況、遭遇的不同，陶潛的這種感歎不可能有阮籍那麼尖銳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潛逃避“誠足貴”的“榮華”，寧肯回到田園去的根本原因。陶潛堅決從上層社會的政治中退了出來，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農村生活的飲酒、讀書、作詩上，他沒有那種後期封建社會士大夫對整個人生社會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對人生、生活、社會仍有很高的興致。他也沒有像後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禪宗，希圖某種透徹了悟。相反，他對生死問題和人生無常仍極為執著、關心，他仍然有著如《十九首》那樣的人生慨歎：“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盡管他信天師道（參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實際采取的仍是一種無神論和懷疑論的立場，他提出了許多疑問：“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總結則是“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這種懷疑派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正是阮籍所具有的：“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采藥無旋返，神仙誌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這些魏晉名士們盡管高談老莊，實際仍是知道“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老莊（無神論）並不能構成他們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謎在他們精神上仍無法排遣或予以解答。所以前述人生無常、生命短促的慨歎，從《十九首》到陶淵明，從東漢末到晉宋之後，仍然廣泛流行，直到齊梁以後佛教鼎盛，大多數人去皈依佛宗，才似乎解決了這個疑問。
與阮籍一樣，陶潛采取的是一種政治性的退避。但隻有他，才真正做到了這種退避，寧願歸耕田園，蔑視功名利祿。“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不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而是內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所以隻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歎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對農居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他把自《十九首》以來的人的覺醒提到了一個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尋求一種更深沉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從而，自然景色在他筆下，不再是作為哲理思辨或徒供觀賞的對峙物，而成為詩人生活、興趣的一部分。“藹藹停雲，蒙蒙時雨”；“順耳無希聲，舉目皓以潔”；“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春雨冬雪，遼闊平野，各種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這裏都充滿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現得那麼自然、質樸。與謝靈運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詩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無華又生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