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談宗教中國化的問題，是因為這是事關中國宗教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僅是全體中華兒女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也是各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源泉。曆史充分證明，任何一種文化，要想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紮根生存，就不得不自覺地適應、融入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走中國化的道路。否則，就會被淘汰，宗教自然不能例外。可以說，在我國，宗教走中國化的道路，是不以哪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是曆史的必然、現實的要求、未來的選擇。
（一）一部中國宗教史就是一部宗教不斷適應中國社會、融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也是一部宗教不斷實現中國化的曆史。在中國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不論是土生土長的道教，還是外來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都自覺地與中國社會發展進程協調，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相適應，走過了一條中國化的道路。
首先，看一看佛教的中國化進程。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以來，首先依附流行於漢代的道術（方術），主張“神不滅說”和“因果報應說”，佛成為中國傳說中的天地神仙。此時佛教思想與中國原有的福善禍淫思想相通，傳播佛教者也在學習中國方術，以方便傳教。到了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的玄學開始流行，佛經譯家即用老莊學說中的概念、詞來比喻佛家經典中的名詞，僧肇的般若理論成為此時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也是對魏晉玄學的深化總結。這時的佛教活動主要是譯經。東晉以後，伴隨長期戰亂，佛教在中國有了更廣泛的傳播，也引起了中國原有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之間的衝突，以南北朝時最為激烈，並最終導致了“三武一宗”滅佛事件。隋唐以後，隨著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佛教發展也達到了鼎盛時期，出現了中國化的佛教——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華嚴宗、密宗、淨土宗、禪宗等，並逐漸東傳日本、朝鮮。至此，佛教的中國化基本完成，提出頓悟成佛的禪宗的出現，成為佛教中國化的主要標誌。與印度佛教相比，中國佛教最大的特征是簡易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為明心見性、見性成佛。認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有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覺悟本性而成佛，眾生沒有成佛，就是因為迷惑。這派以慧能為代表，他把心外佛變成了心內佛，把佛變成了平常人。二為頓悟成佛，與漸悟相對。提出一念覺悟，刹那成佛，以禪宗為代表。三為淨土宗提出的“稱名念佛”的易行道。以稱名念佛為外因，實想念佛、觀想念佛為內因，內外相應，通往極樂淨土的佛國。到了宋代，中國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間日益調和。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儒學主流，也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學說和理事理論；程朱學派則吸收了華嚴宗的理事無礙理論，建立了以理為本體的形而上學的理論體係；陸王心學，則吸收了禪宗的心性學說。到宋代以後，佛教總的情況是大勢已去，高潮已過，逐漸走向衰落。但佛教對中國文學、風俗、藝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佛教已經滲透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成為中華文化重要的胎記。
再看伊斯蘭教的中國化過程。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迄今已有1300多年。伊斯蘭教在中國大地上，從傳播到發展，再到與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相融合，出現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在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初。伊斯蘭教開始傳入我國新疆地區，與當地傳統文化互相交彙，逐步吸取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及漢族傳統文化的優良之處，迅速發展起來，形成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經典著作，如《福樂智慧》《真理的入門》等維吾爾族古典文學名著，影響深遠。這些著作吸收了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倫理思想，反映了維吾爾民族重視文化智慧和倫理道德、追求人類幸福的價值觀，為後來新疆地區民族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第二次高潮是在元代。隨著蒙古鐵騎征服歐亞大陸，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陸路交通變得暢通無阻，阿拉伯、波斯及中亞地區的穆斯林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形成了“元時回回遍天下”的局麵。他們將伊斯蘭教帶到了全國各地，與當時的各種文化互相接觸，相互補充，相互吸收。特別是隨著伊斯蘭科學技術、伊斯蘭教經典書籍的大量傳入，伊斯蘭教也開始普遍傳播，並與佛教、道教、喇嘛教等一起受到了元朝政府的尊重。至此，伊斯蘭教在中國達到了興盛。第三次高潮是在中國明清時代。這一時期，穆斯林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伊斯蘭精神文化的介紹、發展、融彙方麵，開始了中國伊斯蘭學理建設，集中表現在經堂教育的建立、漢文譯著的開展、蘇菲主義的傳播等三個方麵。其中，經堂教育的興起和發展，為伊斯蘭教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本土宗教學者，使伊斯蘭教思想學說有了融貫中西的不間斷傳承。漢文譯著的開展，推動了“以儒詮回”。許多伊斯蘭教經學家和上層人士，以儒家思想和伊斯蘭教教義相結合的方式，用中國傳統文化的術語、概念來翻譯注釋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用儒家思想闡發伊斯蘭教教理，也用伊斯蘭思想發揮儒家天人性命之說，使伊斯蘭教文化及其價值取向，同中國大環境和整體文化氛圍相適應，伊斯蘭教具有了明顯的中國作風、本土氣派。同時，伊斯蘭教蘇菲主義開始傳入中國，與中國的儒道思想逐漸結合，形成了門宦製度。這些，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存在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和現實根基，中國的伊斯蘭教也最終步入了中華文明的正確路徑。第四次高潮是在近代中國。主要標誌是穆斯林於20世紀初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它提出改良宗教，發展教育的主張。通過建立宗教或學術社團、創辦新式學校、派遣留學生、創辦學術刊物、開展伊斯蘭學術研究等舉措，使瀕臨滅絕的伊斯蘭教得以複蘇和重建，造就了一大批經漢兼通的高層次知名學者、阿訇，從而改變了曆史上穆斯林讀經文者不通漢文，通漢文者不懂經文的狀態，使伊斯蘭教廣為普及。
基督教的中國化過程。基督教誕生於公元前後的巴勒斯坦。它在向外傳播過程中，先後分化為三大支，即東正教、天主教和新教。這三大分支在各地的傳播和發展，表現出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特點。從唐代“景教”算起，基督教傳入中國也有1300多年，反映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互接觸、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漫長曆史和獨特意義。先後傳播有四次，在前兩次的傳播中，一次是唐代的“景教”，一次是元代的“也裏可溫教”。第一次傳播曆經200多年，直到武宗崇道毀佛，下令滅教結束。第二次傳播同新建立的元朝一起入主中原，但也隨著1368年元朝的覆滅而中止。這兩次傳播都是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新教）尚未產生時發生的。第三次傳播是以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會為主的傳入，後來基督教（新教）也有傳入。這一時期，天主教、基督教主要采取漸進的本土化策略，即不急於傳教，隻交朋友，然後介紹西方器物文明，傳教者在語言服飾上注意與中國的“一體化”，並努力尋求與中國儒學思想的契合點，由此獲得了中國的一定接受。此後，由於受到中國上層的抵製，加之傳教士內部又產生了傳教策略上的分歧，最終導致以中國禁教、羅馬教皇維護教皇權威而告終。第四次傳播是鴉片戰爭前後，基督教、天主教憑借戰後西方列強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湧入中國各地並獲得立足和發展。伴隨中西方經濟、政治上的衝突，中西方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至民國時期，天主教、基督教人士積極促進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推進基督教的中國化，並通過“本色化”運動，取得了較大進展，完成了初步中國化的過程。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國基督教、天主教發展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大批愛國愛教的有識之士，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製度，自覺進行了宗教內部的一係列改革。基督教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三自”運動，天主教也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宗教，走上了自主自聖主教的道路。從此，中國的基督教、天主教徹底擺脫了外國勢力的控製和幹涉，成了中國人自辦的宗教，極大地推動了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國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