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把我們全家辛苦勞作換回來的省吃儉用存下來的兩千塊錢拿出來，給陶老二買了一盒大棺材和一套嶄新的綢子衣服，褲子及鞋子。剩下的六千五百塊錢就讓他頭疼了，他把圈裏的兩頭紅牛牽去賣了，一頭賣得一千二百塊，另一頭賣了八百塊，籌夠了兩千塊錢。
可是還差四千多，爸爸每天愁眉苦臉，無奈隻好奔走於很多家親戚去借錢。他在三姨媽家借到兩百塊，在二舅家借到了五百塊，跟幺姨媽家大兒子和二兒子共借了一千塊，加起來有一千七。借來的錢連同賣牛的錢加起來，共有三千七。還是不夠賠償陶家。無奈他又把圈裏的一頭豬賣了，賣得三百五十塊錢，三四天下來終於籌到了四千多點點。但是還不夠賠償陶家，最後爸爸隻好以百分之五的利息額給幺姨媽家借來了兩千塊錢的高利貸。再把樓上的一千斤玉米賣掉，賣得了五百塊錢。就這樣東拚洗籌，爸爸終於籌齊了賠償陶家的六千五百塊錢。
可我那本來就貧困不堪的家瞬間變得一貧如洗，父母親欠下了一屁股高利貸。整個事件從頭到尾共花了我們家的一萬三千塊錢左右。也許一萬三千塊錢以今天的生活標準來衡量，今天的我們會認為隻是個小數目。但在2001年的農村生活中，對於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來說；一萬三千塊錢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如今，麵對一貧如洗的家，走投無路的父母親隻好求助於在畢節城裏工作的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大伯。大伯給媽媽在城裏一家洗車場裏找了一份洗車工作，這份工作很辛苦，一天需要上班十二小時。工資也不高，一天的工資十二塊，一個月下來勉強可以賺到三百六十塊錢。但是對於現在我們的家，對於媽媽來說；已經是份難得的工作了，她沒有什麼資格挑剔。
冬月初的一天清晨，細雨蒙蒙，寒風呼呼。天還沒亮媽媽就起來了，背上行裝，打上手電筒，步行到遙遠的姑開街上趕直達畢節的班車。臨走前她來我們駐紮處的地下室裏給我們打了個招呼；她說：
“兒們！媽要去畢節打工了，你們在家要聽你爸的話，不要吵架，要好好學習。媽到了過年的時候就回家來看你們啊……”
我說：“媽！你放心吧……”
媽媽背著一背簍破爛的行李，戀戀不舍的走了。中午時分，媽媽到城裏，她先找到了表大伯。表大伯把媽媽帶到洗車場裏，麵見了洗車場的老板，老板領著她來到一棟陳舊的女工宿舍樓。媽媽與老板相跟著鑽進了一大間破破爛爛的宿舍，宿舍裏住著三四個清潔工，幾個清潔工都是四十幾歲的婦女。老板跟清潔工隨便打了個招呼，接著對媽媽說：
“我們這裏是包吃包住的，本來是又五個洗車工的，但現在天氣太冷，他們都辭工回家過年了，以後就你一個人洗車，要辛苦點哦。你以後就和他們幾個住這個宿舍吧”
“沒得事，我不怕辛苦。那我下午可以上班了嗎？”媽媽把背上背著的一背簍破破爛爛的床單被套以及幾件破舊衣服找個空床位放了下來，同時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