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遍，都有新意。
唐浩明《曾國藩》
讀長篇小說《曾國藩》，與我接觸電視是同時，都在1993年，一個從人生道路，一個從人性深處，都極大地影響了我，雖然這兩者的重疊多少有些巧合。
那時的《東方之子》拍攝，時常要出差，湖南湖北江蘇四處跑，剛剛開始與人打交道，描述東方之子們的內心世界，於我當時二十五歲的年齡，是一個挑戰。
三卷本的《曾國藩》很長時間陪伴我轉戰東西，從我們長期的曆史教科書上看，曾國藩絕對不是“東方之子”，甚至相反，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
在唐浩明的筆下，曾國藩活了，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掙紮有輝煌有文化，這與在嶽麓書院裏，唐浩明多年整理曾國藩家書緊密相連。當更多的細節出現在人物身上的時候，人有了；而當人的複雜性寫清楚時，曆史靠近了真實。我猜想，唐浩明寫《曾國藩》可不是為了顛覆，他不過是想還原，當然應當被還原的曆史還有很多，隻不過，曾國藩幸運地遇到了自己多年後的同鄉。
這位一生坎坷前行的老東方之子，終於一步一步靠近自己人生的巔峰。在唐浩明的筆下，細致地描繪了這一高處，便是曾國藩坐到皇帝身邊，吃了一頓至高無上的飯，似乎一生，都為了這獎勵一般的一頓飯。
看到這裏，我過了一個坎兒。如果這意味著人生的巔峰，不要也罷。
人性如此複雜，唐浩明筆下的曾國藩，你已分不清成功還是失敗，輝煌還是悲涼，是英雄還是小醜。然而，正是這一係列的不知道，把人性的複雜寫得淋漓盡致，我找到了走進“東方之子”們的內心之路，不再是概念般的文字。
告別，是一個下午，地下室昏暗的光影中，《曾國藩》最後一本還剩幾頁，我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讀，隻為推遲與一本書和一段人性之旅的告別。然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終於結束，而思緒難平，打開筆記本，寫下幾千字，至今留存。
多年之後，在湖南，曾國藩與唐浩明的老家，我見到了唐浩明，簡單的寒暄之中，不知浩明先生，是否聽出了我的感謝與感慨。
《辛德勒名單》
記不清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哪一個年頭什麼季節，當時我已在電視台工作了有一段時間，然而與過去廣播電台球友們的定期相聚是保留節目。
在我租來的房子裏，球友們聚齊，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喝酒聊天之後，麻將就是我們友情相聚的借口，也是友誼延續的道具。一宿的麻將昏天黑地，有輸有贏，陽光透過窗簾打在我們蒼白的臉上，到了送客的時候。
不知誰，在門口的鞋櫃上看到一盤錄像帶，《辛德勒名單》，我想起來，是頭一天製片人時間借我的，說，奧斯卡大片，牛×。
“看看吧？”
牌桌上輸家與贏家都有些意猶未盡，於是收住要出門的腳步，又席地坐下，帕爾曼的小提琴聲音在充滿煙味的房間裏響起，一段猶太人的苦難與溫暖拉開了大幕。
整整兩個多小時，幾乎沒人說話，更奇妙和不可思議的是：剛剛打過一夜麻將的人們，竟然沒有一個睡著，而當片尾字幕拉起時，窗簾再度拉開，每一個人似乎都格外清醒。
長久地沉默，大家不知該說些什麼。
錄音師房大文張嘴了：“看樣昨天晚上，咱們打麻將，太俗了！”
他想開個玩笑，可大家竟都點頭。
好片子就是好片子，我之後很久都在琢磨的事情是：中華民族比誰吃的苦都多，可為什麼從來沒有我們自己的《辛德勒名單》？
答案可能在對人性的理解上吧。苦難隻有被賦予人性，才具有被好好表達的可能，如果為表達苦難而表達苦難，又或者背上其他意圖，有時苦難都會讓人笑場。
一個商業大片的導演斯皮爾伯格就這樣，真正地嚴肅並苦難了一次，而我，則永遠記住了那個麻將之夜後，不再想睡覺的早晨。
《鬼子來了》
在國產電影中，《活著》、《霸王別姬》再加上《鬼子來了》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峰。可惜，幾乎都沒公映。前兩者看的是錄像帶和DVD，最後一部還真看了回規模不大的電影。
其實，薑文早就開始琢磨拍這部電影，當時他還在河北涿州拍周曉文的《秦頌》，采訪中，就和我聊起過這部電影的最初構思。
再後來，薑文開始拉班子，辦公室在故宮的一牆之隔，紅牆古樹，常常讓你覺得，牆外的世界好像並不真實。其間，為找音樂，還與我聊過，給他的推薦，好像也認真考慮過。
不過，真正的震動是從試映開始的。
片子剪完了，我被邀請去參加小範圍試映，估計薑文是想摸摸大家的感受。試映點在東城一條大胡同裏的一家賓館。我遲到了五分鍾，薑文在院子裏，啥話沒說，推我進了放映廳。
驚心動魄的一次觀影經曆，看得出，平日話不多的薑文，已把對中國人民族性格的思考放到了《鬼子來了》之中，可貴的是，這種極其深刻的思考，是被電影語言傳遞著，不是什麼說教或喊另一種口號。這從一會兒一次的笑聲中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電影放完了，人散去，空空的屋裏剩下我和薑文，我剛想說話，他製止了我，按下放映鍵，重放了我因遲到而未看到的開始五分鍾。這一個細節，詮釋了真正的薑文。據說當初《陽光燦爛的日子》在相關部門審片時，薑文緊張萬分，人家在樓上看片，他在樓下偌大的院子裏不停地走動，一圈又一圈。有好事者追述：手裏還拿著一把斧頭。認真與求完美的焦慮由此可見一斑。為我重放這五分鍾，是又一個例子。
不過我一直好奇的是，如果當初《陽光燦爛的日子》也如《鬼子來了》一樣的命運，那斧頭會怎樣使用？
五分鍾演完了，燈光亮起，薑文臉上現出了一種急於聽意見的表情。
說了什麼我忘了。其實也不必真說什麼，有些事情有共鳴，不一定都由語言表達。但我卻記得回家後的那一夜，噩夢不斷，都與《鬼子來了》的場景有關。沒辦法，都是中國人，《鬼子來了》中，應該也有我。
又是幾年過後，《太陽照常升起》後的薑文，我們遇上，問他又在準備什麼。他輕輕一笑，聲音不大地說：“一個商業片。”
不過，也注定是薑文特色的商業片吧。拍過《鬼子來了》之後，薑文再拍一輩子商業片，估計也沒人叫他商業片導演。
而他，也會平靜下來嗎？
《第八日》
這是一部知名度並不高的法國片子，對我的意義卻並不尋常，看過好幾遍的電影，對我來說，少之又少，除去李安的《飲食男女》，恐怕就是《第八日》。當然，後來的幾遍，大多是我強烈推薦給家人和朋友時，在旁邊陪看導致的，然而每看一次，都十分動容。
電影的故事不複雜，一個都市裏的中年白領，正麵臨生活中的一切焦頭爛額：工作的壓力、離婚、沮喪，終於有一天，他接近崩潰地逃離，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一個弱智的年輕人，這個弱智者簡單淳樸，時常麵露笑容，想念媽媽，接近生命中最質樸的感動。一步一步的，這個中年白領被年輕人因弱智而保有的單純所感染，內心慢慢平靜下來，沮喪與焦慮慢慢退去。然而，在他開始重生的時候，那個幫助了他的弱智年輕人卻離開了這個世界。
所謂片名《第八日》，是指上帝前七天創造了天地萬物後，第八日，創造了這個弱智的年輕人，暗指他是一個禮物。
僅僅這樣簡單的介紹，您會想到什麼？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可能是那一位掙紮中的中年人，盡心竭力地維持著一切，讓生命危機四伏，卻與快樂背道而馳，然而回複簡單和質樸，在這個誘惑叢生的時代談何容易。
所以怎麼看，《第八日》都像是一個法國版的追問：“幸福在哪裏？”
電影並沒有直接給出什麼答案，答案就在一個又一個詩意的畫麵與慢下來的節奏之中。更可能的是，它在你的盈眶熱淚裏。不過，有時，這種洞悉答案後的清醒依然是短促易逝的，明天，誘惑與太陽照常升起，你會再度心亂如麻。難怪一周隻有七天，其實並沒有第八日。
那就再看一遍《第八日》。
席夫版《巴赫平均律》
想當初，1997年，為做三峽大江截流的直播，我與方宏進住進了停靠在長江邊上的大船裏，我倆一個房間。讓我永遠印象深刻的是，剛一進屋的他從箱子裏拿出一瓶二鍋頭，放在窗台，接著拿出筆記本電腦，隨後拿出魯賓斯坦版本的《肖邦夜曲》放入電腦開始播放，二鍋頭與鋼琴曲，就這樣奇妙地在長江上混合起來，成為我記憶中的一部分。
讓我記得如此清楚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我也是魯賓斯坦版《肖邦夜曲》的狂熱愛好者，它優美浪漫，詩意並讓人浮想聯翩。我曾經以為，從放鬆的美感上說，它該是極致。
這個認知不錯，然而當我碰到並聽進去席夫版的《巴赫平均律》之後，我又得到了一個答案。
其實，這應當是練琴孩子們必彈的曲目，仿佛十分簡單，最初根本找不到《夜曲》的美感，因此錯過很久，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它不可避免地走進我的生命。
它簡單極了，甚至讓你產生錯覺，以為學幾天鋼琴，自己也可以彈奏。但是，年歲長了才明白，簡單最難。就像有的人說過：想把莫紮特演奏好，要麼是孩子，要麼是老人，別的人幾乎不可能。因為簡單要求純真，你沒有天使般的心，那麼音樂中天使般的美感，就容易被你弄巧成拙。如同年少時，總在甜水或可樂中找到最美的滋味，但人到中年，卻終於在淡茶甚至白水中品出味道，有一絲苦有一點甜，這個時候，才真的在可口的同時可樂一下。
演奏巴赫如此，聽巴赫也有這種要求。我喜歡並不意味著我就是它最好的聽眾。恰恰相反，在它簡單到真正優美而又空靈的境界中，恰恰聽出自己內心的紛亂和錯綜複雜來。可有趣的是，音樂繼續前行，時間久了，你也會如慢慢登山一樣，一步一步找到清涼與透氣的感覺。其實，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