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不上自習看電視的“惡行”終於有一天被母親發現，挨沒挨打忘了，卻也該慶幸自己懸崖勒馬。當年考高中，隻比重點高中分數線多出一分，不敢想，如果多看兩天電視將會怎麼樣！今天會在哪兒？
但是，當時的電視劇，絕對具有萬人空巷的魅力，也正是這樣一些其實水平不過如此的電視劇，讓當時的中國人把買電視機當成了最高家庭目標，直至九十年代。
打架
我不知道，在關於八十年代的記憶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關於打架的畫麵，有的是自己親自參與的，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家門口是一個大廣場，那是我們當地很多年輕人相約打架的重要場所。有的是單挑，有的是群架，有的徒手，有的帶家夥。偶爾我在家，會看到他們呼嘯而來，一陣昏天黑地，然後呼嘯而去。當然，那個時候打架有個重要特點，如果有一方被打傷，往往是由贏家負責送到醫院，並且掏錢付治療費，甚至此後還會把酒複盤言歡，這舉動，在我們那兒被當成美德。後來我想，或許是當時生活太平淡乏味，缺少刺激，青春的火氣無處發泄，打架才盛行吧。
在大學，我似乎也是一個好戰分子，長期在球場，哪能不動拳？四年裏，我這樣的舉動不少。幸運的是，大多逃脫了懲罰；不幸的是，今日給晚輩說起來，不像好樣板。
不過現如今，人們的火氣比過去大多了，隨處可見的抱怨可以證明，但打架的畫麵少多了。或許是文明程度的提高，或許是人們覺得太不值。或許是身體的狀況不如以往，打架的能力衰退了。有一個段子是這樣講的：一東北人去廣州，見街頭兩人吵了起來，東北人以為有動作戲可看，湊上前去，結果二十分鍾後，兩人依然在吵，東北人失望地甩下一句話離去：我×，還吵！在我們東北早住院了！
其實，在目前的東北，也沒多少人因為打架住院了！
考大學
曾經在上高中之後，成績滑
落至全班倒數第二名，剩下一年的時間，不知為何突然用功起來，為考大學，早起了近一個月，為的是臨陣磨槍。在當時，雖然考大學不像今天這樣萬眾矚目，但還算大事，舅舅送上大禮：好多包方便麵，在當時，這算補品。
高考分數下來，我是自己騎車去學校查的分，比重點線高出三十多分，知道自己有戲了，於是有點兒激動，一路騎車飛奔回家，看見姥姥和媽媽都在家門口等著，把分數一報，長輩的眼裏分明都有了淚花，我借機提出要求：可否給點兒錢，去看同學？媽媽立刻表示同意。要錢回應得如此爽快，這，好像是第一次。
至於為什麼第一誌願報考北京廣播學院，其實純屬偶然。我媽媽的一個學生，過年時到家裏來拜年，她是廣播學院的學生，三言兩語中，我聽說廣播學院有時間看閑書，考試容易過，頓時覺得是天堂，於是報考。
考上之後，母親一同事大為驚異：廣播學院？這孩子上電大，怎麼還去北京啊？顯然，她把北京廣播學院，當成廣播電視大學了。
不過，當時的北京廣播學院沒什麼太大的名氣是事實，我們等於買到了原始股。
被北京罰款
剛到北京，很多規矩不懂，其實，那時的北京，很多規矩也是亂的。
到王府井逛街，看糖炒栗子新鮮，買了一包，邊走邊吃，吃著吃著不對勁兒了，一直覺得身後有一位大媽跟著，一回頭，壞了，看著像一個清潔工，於是栗子不吃了，收了起來。
一見我收了栗子，大媽說話了：“不吃了？那交罰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塊五。”
我傻了，大媽一直在保護犯罪現場，於是我無話可說，一塊五，乖乖交了。
在當時，一塊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過，值，以後再也不敢隨地亂扔垃圾，甚至，都不太愛吃栗子了。
民以食為天
剛進大學時，用今天的眼光看，飯菜不貴，宮爆雞丁、溜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們四年後離開校園時，同樣的菜已經漲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來尋找了。
正長身體的我們，一頓飯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飯或倆饅頭，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與大師傅鬥智鬥勇，爭取讓他給你裝菜時多一點兒，就成了大學四年中一個重要的才能。由於大師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學，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學，被我們懷疑在裝菜時占了大便宜，不過也正常，在哪一個時代，美女都會占便宜。
實際上即使多裝一點兒，對於年輕的身體，也是杯水車薪。四年中，餓的感覺沒停過，一般晚上五點多吃完飯，九點多就開始餓，別的買不起，買個饅頭當夜宵是常幹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裏怎樣藏好，十有八九，當你上完自習饑腸轆轆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時，都會發現：饅頭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難度太大，更何況，頭一天，也許自己就是偷食者。
那年頭，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內有好事者成立了一個“油肚協會”，腰圍達二尺五者可進入，最後全班男生滿打滿算，三十人裏有三個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後我們聚會，絕大多數都正在為碩大的肚子而發愁。顯然，我們這一代悲劇的成分偏多，好像體型一直就沒有正常合適過。
偷書與自報家門
常聽人說，五十年代，中國民風淳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風淳樸，而是家家清貧，實在沒什麼可偷的。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風就不那麼淳樸了。比如1986年我去長沙實習，在公共汽車上，就見到了這樣的標語：“學雷鋒，防扒手。”顯然，伴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過了乞討，重新成為熱門職業。當然，也有人“兼職”，比如偷書。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華書店是讀書人的夢想之地，店堂大，書多，於是常去。不過那時候，大多數學生囊中羞澀，愛書卻無錢買書，於是偷書者屢有出現。不過偷的沒有防的精，總有落網者。對於廣播學院學生，一旦被抓住，問及姓名時，男生總是“常振錚”，女的總叫“劉繼南”。後來，這招不好使了，因為人家書店跟學校一打聽，廣播學院院長叫常振錚，副書記叫劉繼南。
很多年後，我們畢業二十年大聚會，常振錚院長到場，我們集體用掌聲和跺腳，表達了對當年“盜用”常院長名字的深深感謝之情。
在校期間，我組織過一屆書市，去北京很多書店商談，人家答應讓我們七五折或八折進書，於是拉到校園來賣，防盜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學來到現場，趁大家不注意，將幾本書裝入包中，被抓了現行之後，他理直氣壯地說：“還要錢嗎？那我不要啦！”
多年之後，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
而正因為我們嚴防死守，那屆書市掙到近三十元，大數目，十幾個同學用喝酸奶的方式把這筆巨款奢侈地消費掉了。
逃票
在八十年代上大學，如果誰沒有逃過公交車票，估計他是撒謊。
車越擠，逃票的可能性越大，畢竟乘務員寸步難行。但隻靠人多來逃票，成功係數不高，於是畫月票就成為最主要的方式。
一個宿舍，一般集體買一至兩個月票，然後輪流出門，都拿這借來的月票，方法就是換上自己的照片，並在照片的角落上，惟妙惟肖地畫上公交印章，再裝上月票夾，幾乎可以亂真，於是，才有了那時候大學生中間“百日蹭車無事故”的民間評選。
然而百密總有一疏，或者太過亂真以至於造假者過於大意，本宿舍一老兄，出門拿上改裝後的月票，表情輕鬆地上了車，查票時亮出月票，可售票員卻不依不饒，原來，他沒夾住自己的照片，從月票夾裏滑落出來，讓人一眼看出和月票上的照片不是一個人，老兄始終不承認造假，硬說照片上就是他，之所以自己顯瘦，是因為公交車太擠造成的。狡辯半天，還是被人家拉回公交車總站，那時候，可沒有“文明服務”這回事，於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本宿舍老兄招供。最後被罰了半個月飯錢，灰溜溜回到宿舍，吃了倆禮拜鹹菜。
傳看武俠書
八十年代中後期，金庸古龍開始瘋狂流傳，不知誰從家裏或朋友那兒拿來一套，因為平日買不起，於是大家廢寢忘食地傳著看。
一套金庸古龍，一般四五本，幾十個人搶著看，想按順序就很難，於是，隻能先拿到哪本就從哪本看起，至於下一本到手裏是不是連著，看運氣。
於是，我們看金庸古龍，大多是看完三，看五，然後看一，再看四，最後看二，閱讀順序不同，導致大家對同一本書的理解並不同。至於各位看客，有沒有在多年之後有了條件，再重新按順序看過一遍，那就各自選擇了。
但是，我們都覺得金庸古龍好看，估計與這種錯亂的閱讀有關，因為前言不搭後語，憑空又添了懸念與想象。
打發無聊的日子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尤其是文科生，不一定都熱愛讀書，甚至是，很不愛讀課本及正經書。可畢竟是青春，一身的精力，總要找出口，太多的無聊日子需要打發，於是，除去踢足球，其他的各種娛樂方式就開始層出不窮。
八十年代中後期，麻將進了校園，一夜之間火爆起來。學校當然要抓，學生卻不可能不打，貓捉老鼠的遊戲天天上演，甚至同學之間，也要鬥智鬥勇。比如中午或晚上吃飯前，怕一會兒回來沒自己的位置，就拿走幾張麻將牌裝自己口袋裏，然而先吃完飯回來的幾個，才不管這些，缺牌的麻將照樣打。
由於當時高校管理，晚上到點兒停電，苦了打麻將的，我們幹過在樓道廁所處打麻將的壯舉，因為那兒有亮。也因此，時常有半夜起夜的老兄，一邊尿，一邊回頭支招，“打五條……”
賭資是飯票，幾分錢為底，誰如果一天輸了一張滿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點兒背到家，一般會拿著空飯盆，跟在贏家後麵蹭飯吃。
除去麻將，也喝酒，但口袋裏缺錢，這習慣養不成，隻能極偶然而為之。不過還是有本宿舍一老兄與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賭，一起分了一瓶酒精，喝下去，對坐在床上，看誰先倒，最後雙雙不省人事！我們事後查證：酒精都是醫用的。
還有，就是抬杠侃大山，隻要湊夠三個人，辯論會就開始，國際國內大事，尼采薩特叔本華，你隻要敢開頭，我就敢跟上。那個時代，之所以哲學家們的書熱銷，估計和大家都需要談資有關，沒點兒知識儲備，話題參加不進去，女朋友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