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也是“80後”
近些年來，回憶八十年代成為熱點。任何一個時代，一經回憶，總會被多少籠罩上一層玫瑰色，更何況，回憶變成文字，往往是少數文化人的權利。擁有話語權的人，便下意識地裝飾或扭曲一個時代，當然，這是每一代人的通病。
我生於六十年代，八字頭的時代於我，就是從八零年到八九年，正是自己十二歲到二十一歲的十年時光，恰好，這十年，我從初中一年級到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因此，我是典型的屬於“四六八一代”，即出生於六十年代，受教育於八十年代，現在四十多歲的一群人。因此，看別人的八十年代記憶，對我也是刻骨銘心，那畢竟是自己的成長與青春所在。
這些年，人們發明了一個稱謂叫“80後”，用來概括這十年裏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時認為：或許成長並受教育於八十年代的我們，才更有資格被稱為“80後”，因為那的確是我們有確切感知的十年。
知識分子在回憶中美化八十年代，無非是評價並認定那是一個精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幟隨風飄揚。但這種優點的背後，卻有兩個特點容易被人忽略。第一，精神的追求被提倡，實在是因為過去荒唐年代裏，一言堂當道，普通人的精神被壓抑得太久，一片空白，進入八十年代，各種思潮奔湧而入，饑餓的人們因饑餓而覺得什麼都好吃罷了；第二，精神的富足是相對的，但物質的貧乏卻是絕對的。八十年代，也許已經有許多慢慢富足起來的“萬元戶”們，可整體中國，依然在物質層麵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輕人靠追求精神而轉移一下對物質匱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難免。當然，年輕的知識分子會視物質欠缺為一種美好的挑戰，隻要有精神收成，再苦也是溫暖的回憶。可不該忘了的是：對於八十年代的絕大多數中國母親來說，如果她們也擁有回憶的權利，怕是不會像文人一樣，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苦痛，是母親們最刻骨銘心的。
八十年代已經跑遠了，然而任何一個時代都不會輕易過去，一個長長的影子，注定會貫穿在後麵的時代裏，你隻要細心就可以找到。下麵是一些與我自己有關的瑣碎記憶，都停留在八十年代，並且依然會以偏概全，隻有局部沒有全局，這些文字，隻當是一個補充，或讓真正的“80後”“90後”們一笑而過的背影罷了。
猴票與掛麵
我的八十年代記憶的開始，總是固執地與那一張現在價值連城的郵票——猴票聯係在一起。這似乎從另一個層麵證明，八十年代，不僅在記憶中可以升值，現實中，也是物質欲望可以升值的開始。
1980年，中國出了生肖郵票，第一張是黃永玉設計的猴。由於我自己屬猴，頭一年已經考到北京上大學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親時，為我帶了幾張。其實他平常寫信回家時，也貼著猴票，那個時候，正集郵的我，很仔細地將信封上的猴票處理好，收藏一張，而其餘的，很平常地送給其他的郵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裏，真正讓全家人興奮和開心的禮物，並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掛麵。在當時的邊疆小城，這掛麵很難買到，大過年的，掛麵是否取代了餃子成為心頭最愛，已經記不清，但記得住的是：北京這大城市，原來有這麼好的東西。
很多年之後，被輕易送人的猴票身價飛漲，而珍貴的掛麵卻已到處都是。
鄧麗君與敵台
初中的時候，開始有人從廣東等地帶回小磚頭一樣的錄音機，順便還有鄧麗君劉文正們的盜版磁帶。某一個午後，聚到擁有此類物品的同學家裏聽鄧麗君，這在當時是違禁的事情，因為鄧麗君是國民黨歌手，絕對的反麵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顧這些，背叛了內心的緊張，隻覺得鄧麗君真是天籟之音。
不過在那個下午之後，美味成了思念，並不是家家都有錄音機，貨真價實的鄧麗君磁帶更是難以獲得。戀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學們都學會了在收音機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尋“敵台”，隻為尋找鄧麗君、劉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會兒遠一會兒近一會兒模糊一會兒清楚的信號裏，少年的心開始飛翔。而在當時，對此，我們並不太害怕，因為時常發現，家裏的大人犯的錯誤更大，他們居然悄悄地聽“敵台”了解新聞，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動”的話題。
也正是在那樣一段特殊的時代裏，“美國之音”、蘇聯的對華廣播及台灣的廣播真的成為很多中國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頻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該是“美國之音”之類的廣播，中文播出最黃金的時代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東頭，一室一廳三十餘平米，沒廁所，廚房在廳中。父親去世得早，母親一個人帶著我們哥兒倆，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學，剩下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十一二歲的我，就已經算是家裏的男子漢了。
東北冬天冷，當時沒有暖氣，需要家裏自己燒火，母親沒下班，我就裹著軍大衣，等母親回家。一般情況下，這時家裏的溫度在5℃以下，牆角處，常常見霜或冰，然而，並不以此為苦。
隻有生活用水是個大問題，那時候沒有自來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們家那塊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關係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個朋友家挑水。夏天好辦，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燒一壺水帶著過去，澆到他家井裏，化了上麵的冰，然後壓水，一桶一桶，用扁擔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兩次，從不敢間斷。打水的時候，往往自己唱歌為樂，而時隔多年，看著自己十二歲兒子的身板，即便比當初的我健壯許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這年紀挑過那麼多年水。
電視與春節晚會
第一次看到電視機，是八十年代初與朋友去他父親的單位，一層層的鎖打開，電視機在櫃子的最深處，其實不過是十四寸黑白電視，可當時驚為大電視，估計是和常看的小人書比，雖然都是黑白的，不過電視就大多了。
那一天，看的是《節振國》，一部老電影，沒怎麼看懂，卻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難忘。
第一次看春節聯歡晚會，是到鄰居家蹭的，不過那時習以為常。鄰居很時尚，黑白電視機上罩了個放大膜，電視畫麵因此顯得更大，沒人追究變形問題。
那一屆春節晚會，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張明敏《我的中國心》和馬季的《宇宙牌香煙》。印象中，此後半年，我在挑水時，唱的都是《我的中國心》，隻是當時一直好奇：洋裝是種什麼樣的裝？香港是個什麼樣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麼能來到內地？當時更無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後，我居然也濫竽充數地主持了兩屆春節晚會。不過，這個舞台上，我注定應當是過客，因為我並不能為它添彩。
白岩鬆，回家吃飯
八十年代上學，功課不如現在緊，記憶裏大多數時候都在遊戲。幸運的是，我家住宿條件一般，周圍環境卻十分優越。前後各有一塊超過一百平米的大菜園，更前方，是一個寬闊的大廣場，那是少年的天堂。
春天時，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園子裏翻地種菜，從夏天開始，自家地裏的豆角、黃瓜、辣椒、茄子夠一家人吃的，並且，絕無汙染。
前方大廣場是我與眾多夥伴們的運動場，放學後，我們很少在家裏蝸居，都在廣場上集體遊戲，估計我的球技與運動能力就是從那時練出來的。而所謂的遊戲絕無帶“電”的可能，槍需要自製，遊戲的道具除去一兩個球，大多是就地取材，比如磚頭瓦片。當然，玻璃球與煙盒是必備品，隻不過，直到今天也沒想明白：玻璃球到底是做什麼用的？從哪兒來的？
到了傍晚時分，家家炊煙升起，一會兒就開始陸續傳來“××，回家吃飯”的呼喊聲，遊戲直到剩下最後兩個人中的一個也被這呼喊聲叫走才告結束。所以，很多年以後，當網上熱炒“賈君鵬，你媽喊你回家吃飯”時，我總是很自然地認為：賈君鵬可能是我小時候的鄰居，隻不過，失散了很久。
過濾嘴褲子
很多年之後，問過一位“80後”：“你穿過過濾嘴褲子嗎？”其實，在問完這個問題之後，連我自己都迅速後悔：怎麼可能呢？果真，對方十分疑惑地看著我，“什麼叫過濾嘴褲子？”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自己開始長身體的時候，和那時候大多數孩子一樣，一年做不了幾套新衣服，更別說買。當時年紀小又淘氣，偶爾衣服或褲子扯了一個口子，便如同世界末日一般恐慌，盡量藏著躲著，不讓大人看見，因為一旦被發現，就可能挨頓揍。當然，衣服弄壞了，也別指望換身新的，一般是補上補丁接著穿，一身好幾塊補丁，是同學中很正常的裝束。
至於過濾嘴褲子，絕對屬於青春期一景，由於開始長個，並且長得不慢，往往一條褲子短了，而家裏又不會給置辦新的，於是，在短了的褲子下麵，再接上一截，褲子又能穿了，外型如同過濾嘴香煙，因此稱之為過濾嘴褲子。當時最過分的，是有兩三截過濾嘴的褲子，而且還沒有同樣顏色的。
《小說月報》與評書
進入八十年代，文化需求呈爆炸性增長，即使在我們這個邊疆小城市也是如此。當時有些事情是要找到熟人才能辦到的，比如，母親為了訂《小說月報》和《大眾電影》，利用了當老師的身份便利，找到了以前的學生才最終如願。而每當母親下班，我會習慣性地翻她的包，看看又來了什麼雜誌和報紙，或者又借了什麼書，然後沉迷其中。當時的文化消費，似乎不分大人小孩，有，便是幸福。
另外一件需要求人的事兒，是買電影票。在我們那個小城，有四五家影院，幾乎場場爆滿。每當母親托人又買到了電影票，就是節日；而如果不求人，買電影票是件讓人恐懼的事，往往要出現打架吵嘴的場麵，被擠傷的情況也屢屢出現，可見當時電影市場之火爆。
而不用求人的娛樂，當屬聽評書。記得播單田芳的《隋唐演義》時，每天都是在放學回家的傍晚，一般在路上，幾個夥伴要守在某一個電線杆子的廣播喇叭下麵，聽完才回家。而冬天，要抓緊時間早點兒回家聽。我們家從姥姥到舅舅到孩子們，幾乎每個人都被評書俘虜，都成了李元霸或羅成的迷。姥姥隻有在聽完評書之後，才心滿意足地去做飯，餓著肚子的我們也似乎從無怨言。據我們那兒的警察說：播評書的時候，俺們那兒犯罪率最低。
《姿三四郎》與阿根廷足球隊
考高中時，正趕上《姿三四郎》電視劇的熱播，一邊是升學的壓力，一邊是電視劇的誘惑。左右權衡，選擇電視劇。但家裏沒有電視機，更何況，家裏有，我也不敢看，於是，以去學校上自習為由，中途擇路進入自由一些的同學家，去看《姿三四郎》。有一天，到早了，正趕上1982年世界杯的揭幕戰，阿根廷對比利時，那場球，阿根廷輸了，第一次見識到馬拉多納這位傳說中的神人，從此崇拜，步入阿根廷鐵杆球迷陣營。難怪有人說：第一場看的什麼球，往往會決定你一生的支持。我，就是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