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私人醫院的醫生有很大程度上因為患者是外國人而發昧心財，咖啡店老板也是一樣，店裏始終不敢雇傭一個日本人。陳麗這個潑辣的四川妹子，卻偏要將這兩個怪現象對立起來，以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陳麗說：“我用了一個‘以毒攻毒’的辦法。”
陳麗拿著要回來的1萬多日元，出門便去買了一個電子滅鼠器送給老板，據說與老鼠共處了十餘載的店老板竟慚愧得不願伸手去接那東西。
少了200日元
我做了三胞胎的媽媽以後，在公司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等孩子們茁壯到終於可以“對外開放”時，我準備請公司裏幾位一直關心著孩子們的朋友到家裏來。消息不脛而走，兩個並沒有太深交往的其他部門的女孩子特意跑到我的座位上來，興奮地說也想加入到星期天來家做客的行列裏。
我非常感激她們的好意，但因為照顧三個孩子就已經夠我承受，實在無法再應付10人以上的飯菜，所以隻好委婉地對她們說：現在來家肯定會照顧不周，等孩子們再大一些，一定盛情款待你們。
沒想到兩個人莞爾一笑：“放心，我們有預算。”
天哪，她們竟然做著交錢的打算到我家來的。我苦笑著，最終還是硬著心腸回絕了，沒讓她們把錢浪費到我家的這頓粗茶淡飯上來。
日本的公司裏空氣沉悶，女孩子們就盡量自己組織一些娛樂，有一次是到一個叫理惠的女孩子家裏吃海鮮。我正好有事不能參加，卻看到組織這次活動的人拿著一個紙袋，來向我身邊的另一個中國人周收錢。
“去朋友家吃飯還要交錢嗎？”我問周。
“是很怪啊。不過來日本之後我已經習慣了，1200日元能吃一次海鮮也算便宜了。”周衝我扮了個鬼臉。
正在不解地想著日本人的性格和文化，下午，請客人理惠急匆匆地走了過來。
“周，今天交費的時候，你有沒有忘記交200日元零錢？”
“沒有啊，我是向王臨時借了200日元放進去的，她就在我旁邊啊。”周急切地解釋著，仿佛要竭力洗清自己的嫌疑。
我在一旁拚命為她點著頭。
“這就怪了，不知誰少放了200日元。”理惠小聲嘟囔著，又到另一個組去確認了。
我和周麵麵相覷，從我們莫名其妙的表情上就可以彼此了解，我們心目中古老的文化正遭到嚴重的衝擊。
200日元隻是一杯飲料、一張賀卡的價錢。促使理惠越過友情也要討還回來的動因，是日本人的一絲不苟？還是他們的人情淡薄？
中國人無論貧富，講究的是仗義，隻有不分彼此才是最好的兄弟。直到來日本兩年多以後，我才漸漸習慣了和朋友飯後各自付款的做法。但在家請客也要收款，這是我無論如何也難以入鄉隨俗的。
這使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日本的保證人。每次向他索要一兩份簽證所需的材料，他都會將取材料時要向區政府交付的400日元發票留好。等到我們見麵的時候，保證人往往一邊尋問著我在日本的生活有什麼困難，一邊自然地遞過那張400日元的發票。我也十分了解他的脾性，見麵之前總要把這幾塊硬幣準備好。
我常常在想：一個月收80萬日元的教授，遞過這張400日元發票的時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理呢？
居酒屋
鏡頭之一：
日本朋友由美，家庭主婦，憑一技之長在家中開辦教室，教授孩子們書法。丈夫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每天晚上忙於喝酒之類的應酬，經常臨近午夜才回家。由美對此並無怨言，她認為下班就往家跑的男人是沒有出息的，沒有工作上廣泛的交流和應酬，便不會有出頭之日。
然而不久前，由美的丈夫由於公司裁員失去了工作。因為妻子在家中教授書法，有他在學生們都會感覺怪異，同時也怕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白天出現在家裏，鄰居自然會明白家中遭遇的“不幸之事”，所以由美的丈夫每天還要西服革履地出門，有時候在公園一坐就是一天。而且為了向鄰裏證明自己還是一個深受公司重用的人，到了晚上，由美的丈夫經常還要從公園起身，到過去常去的居酒屋再喝上兩三個小時。不同的是，過去是一群人沸沸揚揚，現在是一個人自斟自飲。
鏡頭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