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使得東南沿海各大城市的回族人口處於停滯的狀態，例如泉州靈山聖墓從元至治二年(1322)重修後，整個明代都未見再修，經清代、民國到1994年泉州男女老少穆斯林隻有128人
。但盡管如此，回族的分布範圍還是進一步擴大了，回族人口不僅分布在大中城市，而且進一步的深入到各地鄉村，人口數量不斷地增加，分布格局基本定型，回族整體實力得到了穩步的提高。
六、清代冷期向暖期轉換，回族在發展中前進，前進中求抗爭
明清時期氣候的總趨勢是寒冷的，但是，1650～1800年是一個比較溫暖濕潤、雨水充沛的時期，這一時期長達150年。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至乾隆時期出現了太平盛世的景象，自然災害瘟疫相對較少，“人壽年豐”，在不到200年的時間裏，人口增長了6倍，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已超過4億。回族人口在道光年間也達到了200多萬，其分布格局在全國基本定型。清朝前期，回族人口以陝西的西安為中心，沿黃河流域及大運河兩岸，在雲貴高原、天山南北、祁連山腳下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但是，同治年回民起義失敗後，中國回族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他們在全國的分布發生了有史以來巨大的、被扭曲的改變，由東南向西北，由中心城市向城鎮，由生態環境好的地方向荒無人煙的地方強製遷移，如清同治以前西安城包括四鄉有回民64坊約七八十萬之多
，可到同治年後剩下不到幾萬人。可見當時回族人口被迫害和被迫遷移的狀況，這次遷移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全國尤其是西北地區回族的分布格局———即以甘寧青為中心，主要分布在幹旱、半幹旱自然條件惡劣的山區和偏僻的農村地區。
此後，雖然廣大回族人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頑強地求生存、求發展，到光緒年間又出現了回族人口和文化的恢複期，在清真寺的建設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時期，如寧夏吳忠市有45座清真寺建於清代光緒年間，固原市清代428座清真寺中335座是光緒年間所建的。這些清真寺的建築，應該說是回族人口被迫強遷後又進入了一個分布的穩定期的產物。到民國30年以後回族人口又得到了新的發展，在全國現存的清真寺中這一時期建的占較大的比重。此時被遷各地的回族不但完全安定下來，而且在當地繁衍生息，在從事物質生產的同時，積極地為自身精神的追求和信仰不斷地創造著條件。
七、回族人口遷移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綜上所述，回族在中國的形成、發展和遷移的確與中國的氣候條件和生態環境的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換句話來說，中國的氣候變化和自然生態環境總是對回族的人口發展、分布、居住格局和社會經濟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在氣候和暖、溫潤時期，生態環境好的地區，回族的遷移和經濟文化活動總是活躍的;而氣候寒冷，生態條件差的時候，回族的各項社會活動則受到嚴重製約。今天，回族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分布在西北地區的回族，其發展的壓力是很大的，這種壓力的產生因素是多方麵的，從回族遷移史看，經明初的大移民，回族在全國的分布基本定格。但是，清同治年間的回民起義失敗後，統治階級強製的人口遷移政策，改變了回族在全國的分布格局和居住形式。從那時起，西北的甘青寧貧困山區和偏僻農村成為全國回族主要的聚居區，這些地區要麼本身自然條件太惡劣，不適合人類居住;要麼是生態環境本身太脆弱，經受不住大量人口遷入而產生的壓力，對回族的發展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隨著社會的進步，科技的發展，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掌握不斷地深入，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建設顯得更加重要，生態環境的不斷改善，尤其是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改變，不但會加快回族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會有效的調控回族人口的發展和人口遷移。因此，我們在處理好人—地—糧，人—地—炭的矛盾的前提下，要做好退耕還林還草的工作，搞好生態環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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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竺可楨:《竺可楨文集》，第460頁，第464頁，第64頁，科學出版社，1979年。
②範文瀾:《中國通史》卷三，第371頁。
③竺可楨:《竺可楨文集》，第460頁，第464頁，第64頁，科學出版社，1979年。
④竺可楨:《竺可楨文集》，第460頁，第464頁，第64頁，科學出版社，1979年。
⑤黃秋潤:《伊斯蘭教從海上來泉州傳播後的盛衰》，載《中國伊斯蘭教研究文集》，第181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⑥韓敏:《清代乾隆年間西安城四鄉回民六十四坊考》，載《伊斯蘭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