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大院裏邊兒的家長們都拿我倆做典型的反麵教材，囑咐不要跟我們“打聯聯”，什麼長大了注定是流氓。不過，數十年後回顧，當年的兩個魔頭如今也混得人模狗樣，有的乖孩子卻蹲了大獄，不能不感慨世事變幻，人生無常，順帶總結出：聽話的不一定是好孩子，不聽話的長大了未必沒出息。
我們兩家的老爺子倒是無所謂，總覺得男孩兒嘛，就應該皮，規規矩矩的，難不成了大閨女？又時候比我們混賬。有空還給我們做彈弓打鳥。偶爾也搭上我們，跟著一塊兒到部隊看打靶，運氣好還能摸上兩槍。
隻是經常要被學校請家長，末了，兩個人都不免一頓“竹筍炒肉絲”，打得屁股開花。打得狠了，祖父往往會出來拉住我媽，搖頭晃腦地念叨：“國有諍臣不亡其國，家有逆子不敗其家。”。
隨後的幾年裏，國際政治風雲變換，中蘇關係急劇下降，黨際的友好變成了公開的論戰，國家關係上的同盟變成了互相拆台和攻訐，貿易急劇萎縮，軍事摩擦不斷，神經高度緊張。於是，兩家家長也常常留在機關值守。到1969年我們初中畢業的時候，適逢珍寶島事件，部隊號召備戰，備荒，大人們更是回不了家，長時間呆在中蒙邊境研究作戰，提防蘇聯的機械化師團挺入。
我們的屁股也隨之得到了解放，並由此總結出一套“屁股哲學”，充分認識到所謂的國際政治和我們的屁股是劃等號的。
1966年的夏，略顯悶熱，中國的政治空氣中充滿了濃烈的火藥味，5月份，516通知下發，緊跟著8月份毛主席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問世，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蔓延開來，逐漸席卷了整個神州。
這場風波很快波及到全市的教育係統，我所在學校也來了文革工作組開展運動，但不久我們學校便被定性為“貴族學校”，轟轟烈烈的批判在學校展開，全校師生都被要求停課鬧革命。
那時我和黃永幸，剛剛進入初中。
此時的黃永幸已經長得人高馬大，一點兒不像個毛頭子，經常打架，而且打架動手從來都往死裏整，講的是留情不下手，下手不留情，四九城裏的頑主給他起了個外號：黑子。
不久，學校有人貼出了大字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絕不容許反革命後代混進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中來！！揪出一切可疑份子，堅定不移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於是全校學生按照家庭出身分起了紅五類，黑五類。
（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子女，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