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備這一前提的條件下，市場會選擇哪一種信息是有價值的，並逐漸建立起真正有價值的社會征信數據庫。
（二）政府在信用管理的金融工具方麵的角色和作用。
企業在對信用風險進行量化以後，需要有規避風險的手段。抵押是一種可選擇的方法。但企業在正常的經營活動中，真正需要的是資金的正常回收（企業自身需要的是應收賬款的回收，銀行需要的是貸款的回收）。因此，保證企業能正常地回收資金的金融手段是必須的。因此，擔保、保險以及國際貿易中的保理等是為企業正常回收資金的保證。
從各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發展曆史來看，遵循大致相同的模式。即首先由政府支持，設立機構來運營。從而為企業出口，或中、小企業融資提供幫助。這類機構的性質本身都不以贏利為目的，因此在初期必須有政府的財政支持。逐步運營成熟後，再走向市場，獨立運作。由於這一市場本身不是完全商業化的市場，民間資金的流入規模會有一定的限製，沒有政府支撐，難以啟動。因此在這一市場上，政府機構一定程度的參與是必要的。政府應該提供財政、政策支持，扶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發展。但是，一定時間以後，在信用環境逐步成熟的情況下，政府必須退出。
（三）政府在信用風險處理方麵的角色和作用。
信用風險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無論是企業的正常業務往來中的信用管理，還是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信用管理，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資金回收的問題。
由於政府的限製，這一市場運作非常不規範（政府限製不了市場的巨大需求）。
目前，有以下方式解決應收賬款的回收問題：
（1）現有信用管理機構采用繞過政府限製的方式在運作；
（2）律師事務所在運作；
（3）一些個人憑借關係和個人活動能力也在運作；
（4）企業自身也通過各種手段解決問題。
由於缺乏信用良好的應收賬款管理機構，使企業在處理風險時的成本高昂，迫切需要政府來解決這一問題。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信用風險的處理應該完全市場化，即完全由市場來決定何種方式是最適合中國市場的信用風險處理方式。因為，這一行業如果運作良好，獲利豐厚。同時，成熟的應收賬款管理公司都擁有數據庫，記錄企業被追討的行為。該數據庫本身也是企業不良行為的一個記錄，在判斷企業的信用狀況比政府機關的信息更有價值。同時，該數據庫的存在也是對企業不良付款行為的一個威懾，使企業清楚知道，任何不良行為對企業今後的發展都會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在信用風險處理方麵，政府的角色應該是建立準入和退出機製，然後由市場自行選擇（在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係時，必須考慮這一問題）。政府不應該再犯類似禁止設立追賬公司之類的錯誤。
針對目前的信用管理市場現狀，對不同的細分市場，政府扮演的角色略有不同。但從總體上而言，可用“球場理論”說明：
首先，政府應建立一個“球場”（即信用市場環境）。這個“球場”中的信息應是開放的、可流動的，政府部門壟斷的信息可以放開的就要開放。建立這個“球場”並不需政府給予什麼特殊的待遇，因為市場本身的發育隻需要給個“市場”環境。
第二，要建立一個比賽規則。這個規則不是馬上就能建立，而是要逐步建立。“規則”由觀眾（信用管理服務使用者）、參賽者（信用管理服務提供者）、裁判（政府）共同製定；該規則不僅僅是用來“約束”運動員--信用信息提供商，還要約束那些裁判--掌握信息資源的政府部門，如工商、統計、稅務等。
第三，比賽在“裁判”的監督下進行。即政府應該協調社會各方麵的力量，共同“立法”，然後監督比賽的進行。
最後，政府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是培育市場，普及信用文化，提高企業或個人的信用意識，建立信用製度。這樣的重任是任何一個企業都無力承擔的。
國家經貿委經濟法規司司長張德霖：要合力架構中國信用體係。
當前在我國市場經濟初步建立的過程中，忽視甚至踐踏信用的現象較為普遍，市場中的種種失信行為已導致了嚴重的信用危機，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令人憂慮，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隱患。近日，就建立怎麼樣的信用體係和如何建立信用體係這兩個問題，記者專程采訪了國家經貿委經濟法規司司長張德霖博士。
張德霖認為，造成信用危機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麵的。如道德失範是公民個人不講信用的內在根源；經濟轉型時期，各種市場主體信用意識尚未建立；傳統國有企業產權界限模糊，信用問題很少有人關心；信用製度的建立缺乏必需的保障和救濟措施等。對此，他提出需要各界、各層麵共同參與，合力架構我國的信用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