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待著始終不成事，母親簡直不明白女兒究竟想幹啥，嫁人吧，人家林鴻俊還沒畢業，學女紅吧，廬隱根本不屑。廬隱閑得時間長了也很煩躁，正好河南開封女子師範聘請教員，有朋友推薦她過去試試。買了張火車票，廬隱去了開封-一跟上兩次的結局一樣，半年後她再次辭職回到北京。母親罵她沒長性，表姊妹們則送給她一個雅號--學期先生。1919年，北京女高師招生，廬隱要去報考，母親極力反對，拒絕提供學費，說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幹啥，嫁個好男人就成了。
才女要飛翔，豈是阿堵物能難住？
為了湊一筆錢，廬隱馬上到安徽找了個學校教書，一學期後，工資到手，得意揚揚回京城。
可當她回到北京時，女高師的考期已過，還是在母校老師的通融下，於1919年秋補考迸了該校國文部做旁聽生，半年後通過學期考試方能升為正班生。
·甩了未婚夫·
在當年女師大學期考試中，廬隱和蘇雪林的成績最優，姐兒倆均是性格高傲。
廬隱的成績雖好，可時常沒錢，因為母親根本不在經濟上予以支持，還動輒責備，不讚成她讀書，廬隱說自己是"有家歸未得"。
那時候北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陳獨秀的《新青年》宣傳新思想、提倡白話文，號召推翻封建禮教，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大腕雲集北京，成了青年學生的偶像。
廬隱與生俱來的叛逆精神被徹底喚醒了，她愉悅地接受了新的學說，積極參加各種演講會，一位女同學在講演會上大講戀愛自由，多數人嬉笑，廬隱站起來大力支持，被同學戲謔為"新人物"。
因為熱衷於各類活動，她還被選為學生會的幹事，經常到其他大學參與導師座談會。她與學生會主席王世瑛、陳定秀和程俊英年齡相仿、誌趣相投。四人自製統一服飾，出入相隨，形影不離，頗有遊俠味，廬隱驕傲地說："我們四個人就像戰國時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嚐君。"
蘇雪林在《關於廬隱的回憶》裏說："廬隱到了北京以後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路時跳跳蹦蹦，永遠帶著孩子的高興。談笑時氣高聲朗，隔了幾間房子都可以聽見進出時身邊總圖繞著一群福建同鄉，嘰嘰呱呱。講著我聽不懂的福建話。"
......五四運動後，廬隱'務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當的發展，每日看見她忙出忙進。不是預備什麼會的章程，便是什麼演講的草稿，坐下來靜靜用功的時候很少。......廬隱雖然不大愛用功，而天資聰明，功課成績總列在優等。每遇作文時，國文教師發下題目，別人咿唔苦吟，或終日不能成一字，廬隱坐椅子上，低著頭，側著身，颼颼筆不停揮，頃刺一篇脫稿。她的筆記從不謄錄第二遍，反比我們的齊整完全。她寫得一筆顏體大字，雖然無甚功夫，卻也勁拔可愛。她愛演說，每次登台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本來說得一口極其漂亮流利的京話，加之口才敏捷，若有開會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廬隱在北京學界福建同鄉會成立大會上，結識了鄭振鐸、郭弼藩（夢良）等人。郭夢良當時是北大哲學係學生，古文根底好，頗有才氣。
大學時代的同鄉會最容易引出情感問題，而且多半是畢業之後就分手的悲劇，在中國上百年來都是這樣，廬隱與郭夢良更是悲劇中的悲劇。
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為弘揚五四精神，決定創辦《閩潮》雜誌，大家推選郭夢良任編輯部主任，廬隱為編輯，兩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運動後思想界一時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均有不少擁躉者，李大釗先生的"社會主義研究會"也吸引了不少人，郭夢良和廬隱屬於中間派，他們既覺得社會主義有道理，又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性，廬隱認識到"一個人在社會上所負的責任是那麼大"，"下決心做一個社會的人"。
這時候，她的未婚夫林鴻俊大學畢業了，在山東糖廠謀了個工程師，高級白領待遇。林鴻俊寫信來要求廬隱與其成婚，說自己現在已經有實力擔負起家庭責任了，妹子你委屈了這麼久，以後跟著我享福，另外北京學生運動胡亂折騰，北洋軍閥不好惹，在這世道下咱過個小日子就行。
其實林鴻俊是個勤奮上進的好青年，他還對廬隱談了人生規劃，準備報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樹。
廬隱此時的想法完全變了，她對好友程俊英說："我羨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來信總講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經回信，請他另找高明。"
當初仗義訂婚的是她，現在執意要解除婚約的還是她，才女處世，就是不走尋常路。
·君去何匆匆·
"五四"思潮激發誘導著廬隱，她被自己的才氣憋得難受：
我常常覺得心裏梗著一些什麼東西，必得設法把它吐出來才痛快。後來讀文學概論，文學史，裏麵講到文藝的衝動，我覺得我正有這種衝動，於是我動念要寫一本小說，但是寫什麼呢？對於題材，我簡直想不出，最後決定還是寫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圖書館裏開始著手創造，幾天後整出了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隱娘小傳》，可謂開山之作，後來她覺得"隱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不願人們識其內心世界，並以"廬隱"作為她的筆名。
《隱娘小傳》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寫成，也僅限於朋友間傳閱，影響並不大。後來她讀了幾本短篇小說，覺得長篇小說結構穿插難，還是先寫短篇為好。她寫了一個短篇，戰戰兢兢地去請教某位文學教授，不想那哥們兒給了她當頭一棒："你也想寫小說嗎？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這篇東西就不像小說，我看還是不寫吧！"廬隱一氣之下，把稿子給撕了。難過了好幾天，她又壯著膽子又寫了一篇《一個著作家》。這是一篇歌頌純真愛情、揭露金錢社會的力作。某大戶人家的女子愛上了一個碼字的哥們兒，兩人在愛情與麵包的旋渦中苦苦掙紮，後來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則用破瓶子刺破心頭，流著鮮血，呼喊著情人的名字，表達了對社會的抗議。
這篇小說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鄭振鐸創建"文學研究會"，廬隱通過大哥兼老鄉鄭振鐸認識了茅盾，也加入了該會，登記的序號是13，屬於第一批會員，也是首批21位會員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剛接編改組後的《小說月報》，見到廬隱的小說，稍微修改後便將其發表。
首戰告捷，大大鼓舞了廬隱的創作自信，由此正式開始了她的文學生涯："從此我對於創作的興趣濃厚了，對於創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學研究會主張"為人生的藝術"，提倡寫實主義，探討人生的意義，反對封建禮教。廬隱在她的創作生活中，一貫遵循此主張。她認為，作品應該含有時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幾乎全是寫實，如描寫不甘醉生夢死的青年人苦悶的《海濱故人》，集中描寫農家女悲劇的《一封信》，表現赤手空拳的愛國學生被毒打的《兩個小學生》，反映紗廠女工悲慘生活的《靈魂可以賣嗎》，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餘淚》，以及《時代的犧牲者》、《一幕》和《房東》等短篇，雖然結構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觸及了社會的各個黑暗角落，這樣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多見。
茅盾在《廬隱論》裏所說："'五四'時期的女作家能夠注目在革命性的社會題材的，不能不推廬隱是第一人。"
在大學裏，廬隱一共寫了幾十萬字的短篇小說、散文和遊記，在文壇已經小有名氣。
大學畢業前夕，全班同學為了籌款去日本，廬隱與幾個好朋友自編自演新戲，公演後不僅賺了錢，還得到了公眾普遍的好評。她們從日本到朝鮮，又到奉天、大連、天津，一個月的奔馬似的遊覽生活，頗有收獲。
回到學校，寫了畢業論文，拿了文憑，大學三年宣告結束。
在文學上取得成績的同時，廬隱的愛情果實也慢慢成熟，她無可救藥地迷上了有婦之夫郭夢良。
郭夢良告訴廬隱，自己已有家室，當時為了湊一筆學費，不得不娶了某富紳的女兒，與妻子談不上愛情。
廬隱陷入兩難的困境，她在《海濱故人》中，盡情地宣泄她的彷徨：
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過時問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戀愛不也是一樣嗎？不是和演劇般，結局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呀！並且愛戀的花，總是襯著苦惱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靜一輩子呢？
廬隱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離開郭夢良，可又禁不住郭夢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會，橫臥在一張大床上聊天，廬隱征求朋友們的意見："我倒沒什麼問題，......就是郭夢良不忍拋棄無辜的妻子。"三個好友幾乎眾口一詞：你要慎重考慮啊。
家人得知廬隱愛上了有婦之夫後，也紛紛責備，這下徹底激發了她的叛逆，竟向郭夢良堅定地表示："隻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
廬隱一意孤行，於1922年夏在上海與郭夢良以"同室"的名義結婚，這一驚人之舉震動了文壇乃至社會？"同室"屬於啥性質？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於現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廬隱根本不在乎別人怎麼評價她。然而新婚的歡樂是短暫的，婚後，廬隱與郭夢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親，與郭的發妻同住在一間屋簷下。自尊心極強的廬隱這才體會到尷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歎："......過去我們所理想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愛，隻應天上有，不在人間。......回鄉探視，備受奚落之苦，而郭處之泰然。俊英，此豈理想主義者之過乎？"憤懣之情，盡在字裏行間。
悲哀的是，廬隱的母親因女兒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許是覺得對女兒有所虧欠，當初廬隱執意與林鴻俊訂婚，她做了讓步，為成全女兒，甚至將私蓄2000元托親戚之名資助林鴻俊上大學。到後來廬隱鬧退婚，她也沒說啥。如今女兒竟下嫁一個有婦之夫，老太太備受親友、街鄰的冷嘲熱諷，無地自容，不得不遷回老家，終日鬱鬱寡歡，不到兩個月便告別人世......
母親去世，廬隱狠狠哭了一場，幾個哥哥卻很難原諒她，與她的關係一度僵硬。
廬隱在福建夫家難以待下去，在她的堅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後郭夢良忙於自己的事業，創辦上海自治學院，研究人生哲學，編輯《人生觀大論戰》，忙得回家都沒時間，無法陪伴廬隱。
廬隱幾乎成了一個標準的家庭主婦，每日被瑣事纏繞，女兒出世後，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歎苦經："我現忙於洗尿布，忙於柴米油鹽，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細算。營養不良，我們身體都欠佳。啊，這就是人生！"
愛情也許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美好，廬隱喜歡在小說中表露自己對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後的多篇小說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歎婚姻帶來的失望情緒。
《前塵》中的女性主人公結婚三天後就開始不滿足，傷心流淚中"覺得向往結婚的樂趣，實在要比結婚實現的高得多"；《何處是歸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消磨人了"；《勝利以後》更是用大段的議論直接否定結婚的意義："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為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為隻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度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嚐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實的支配......"一步選錯，步步都錯。更大的不幸隨即降臨了，郭夢良本就有肺病，由於積勞成疾，一病不起，於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個月大的女兒郭薇萱留給了廬隱。
麵對滅頂之災，廬隱硬撐著把郭的靈柩護送回福建，與郭的父母及發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個月，她攬鏡自憐："我常自笑人類癡愚，喜作繭自縛，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郭的前妻對她並不壞，隻是婆婆太刻薄，處處刁難，連晚上點煤油燈都要遭到惡罵，廬隱實在無法忍受，便帶著孩子從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寫了《寄天涯一孤鴻》、《秋風秋雨》和《靈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滿是幽怨。
為了生活，廬隱於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
·悲情文藝女青年·
到上海後，她擔任大夏大學的女生指導，並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課餘，夜以繼日地繼續著她的寫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滿麵愁容，向朋友感歎自己的命運，責罵男子和愛情害了她。北京，是她自幼生長的地方，對她來說，有著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來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裏，她擔任了使她頭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學校長的職務。她說："當校長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臉的打官腔的人們會麵，並且還要謹慎，還不能亂說一句話。現在不要說作品，真是連文學的感情，也消逝得幹幹淨淨了。"第二年，她辭了職，又到北京師大附中教書去了，與好友石評梅成為同事。石評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於北京陶然亭。廬隱以此為素材，寫了《象牙戒指》。廬、石同是天涯淪落人，她倆終日以煙打發時光，以酒遣愁。
那時候，辦刊物的風氣並不低落，在幾個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幾百元籌辦了一個"華嚴書店"。
"華嚴"，取其文章之華飾，態度莊嚴之意。書店開張之前，他們辦了一種《華嚴半月刊》，廬隱任編輯，自己並努力寫文章。這時期，她創作的小說、散文和散文詩，多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和石評梅所辦的《薔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冊出版，名曰《曼麗》。她曾說，這個時期是她的悲哀時期，這本集子裏充滿了悲哀，雖然這是一種淺薄的衷感。她覺得人生不免要死，盛會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殘，圓月不免要缺。這些自然現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虛。
當時她正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著作，隱隱約約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觀主義思想。廬隱自己也承認這時期是悲哀主宰著她，無論什麼東西，在她看來都有悲哀的色調，人們的每一聲歎息，每一滴淚水，都能在她心裏得到共鳴，也使她的靈魂得到安慰。她悲哀著走路，悲哀著看世界，但她並不想解決這種支配著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決。
1928年9月30日，廬隱最親密的摯友石評梅患急性腦膜炎猝亡。廬隱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葉上的露珠，絕望中感歎"死比生樂"。
廬隱遭到了人間最不幸的死別，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她母親、丈夫、摯友石評梅和大哥相繼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樣壓在她的心上，哀傷緊緊捆綁著她，折磨著她。
石評梅死後，她成了一個沒有伴侶的長途旅人。她說："這時節我被浸在悲哀的海裏，我但願早點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煙，我試作慢性的自殺。"
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後，她覺得自己的思想有轉變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傳裏說："雖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來......我隻要有這種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
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她寫了中篇小說《歸雁》。她說："在《歸雁》中，我有著熱烈的呼喊，有著熱烈的追求，隻可恨那時節，我腦子裏還有一些封建時代的餘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禮教的藩籬。可是我內心卻燃燒著這種渴望，因為這兩念的不協調，我受了痛苦，最後我是被舊勢力所戰勝，'那一隻受了傷的歸雁，仍然負著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飄泊了'。"
廬隱是一位感傷的悲觀主義者，作品都沒有擺脫悲哀的色調。她追求人生的意義，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覺得人生"比做夢還要不可捉摸"。
蘇雪林說，廬隱的作品，"總是充滿了悲哀，苦悶，憤世，嫉邪，視世鬧事無一當意，世聞人無一慪心""......廬隱的苦悶，現代有幾個人不曾感覺到？經驗過？但別人諱莫如深，唯恐人知，廬隱卻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從世俗非笑中毅然決然找尋她苦悶的出路。這就是她的天真可愛和過人處。"
時人喜歡將廬隱和冰心相提並論，冰心在作品裏通過對大自然和母愛的謳歌，表現出她對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廬隱的作品則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無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們負荷著冷酷、無情的現實，有人說"黃廬隱對社會裏的任何人都不承認，她深深地感受著孤獨。謝冰心主張則不然，她認為在人與人之問，是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樣，黃廬隱便必然的用著悲哀的視線眺望人問，而謝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無限的熱情來溫暖人類。她們倆，一個是對世界表現了完全的絕望，一個是感覺著被損害的偉大的愛可以如死灰之能複燃......"
廬隱作品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麵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裏成了一個特有的世界觀，這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環境是冷酷的，她幾乎沒有父母之愛，沒有親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親人的相繼死亡，這殘酷的命運，使她悲痛欲絕；三是"五四"運動的落潮，給當時很多渴望光明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帶來了重大影響，廬隱也是其中的一個。
廬隱曾說："在第一個時期裏，已經確定了我的人生觀，到第二個時期，我的人生現，由極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轉變，到了第三個時期，就是我已另開拓出一條新路來了，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