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 第二節左翼文學運動的曆史延續性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就其本質特征而言，它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化精英意識並無太大的差別，它們都是知識分子改造中國社會主觀意誌的集中體現。但是兩者之間在社會啟蒙的表現形式上，卻又明顯存在著一定的區別："五四"新文學作家所關注的社會焦點，是"人"的精神狀態及其曆史文化成因，並希望通過對個體"人"的思想啟蒙途徑，最終實現改變中國落後麵貌的人文主義崇高理想；而左翼文學作家的思維重心雖然仍是以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為客體表現對象，但他們卻更加關注"人"在現實生存境遇中的政治話語權利和物質利益要求，並希望通過揭示和解決由社會分配不公而導致的深刻階級矛盾，從社會政治學的意義上去尋找現代中國人的心理平衡點。這自然是與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有關。左翼作家以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學說的膚淺理解，將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社會矛盾都機械教條地納入到了這樣一種直觀的邏輯推理程序："人"與"人性"已不再是純粹理念的抽象概念，而是具有實際文化內涵的物質存在；由於現實生活中不同階級利益集團的客觀主體都是由特定而實在的"人"所組成的，因此他們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也就直接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根本矛盾，他們之間物質利益上的衝突也就直接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鬥爭。每個人的喜怒哀樂情緒，也都因階級陣營的明確劃分而被視為是不同人群的共性特征。左翼及其後來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他們以反對"人性"的絕對抽象理念化為理由，將人類社會豐富多樣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內容都作了平麵圖解式的簡約化處理；他們以對中國現代政治革命所表現出來的無限忠誠，精心營造出了百年中國文學史上一幕幕"人"與"人"之間，為了爭奪政治生存權利與社會物質財富而不懈奮鬥的曆史藝術畫麵。這是任何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家都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正是出於對"人"與"人性"的重新理解和認識，直接導致了左翼作家所使用的關鍵性詞語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階級性"淘汰了"人性"，"我們"取代了"我"--個體形象的階級群體化特征和藝術典型化意義，構成了左翼文學與"五四"新文學完全不同的審美價值取向。從關注社會大多數人的人性（主要體現為被剝削與被壓迫者的政治權利和生存權利）立場出發，左翼作家堅信"階級性"是"人性"的合理發展，是"人性"的最高體現及千古永恒的價值準則。因此，他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與亢奮狀態，在具體的創作實踐過程中充分表達了"與人奮鬥"的政治理想與樂觀精神。"左聯"從其成立伊始，就硬性規定它的所有成員，必須旗幟鮮明地去反映現實社會生活中尖銳對立的矛盾兩極："一是新興階級的高塔，一是沒落階級的墳墓。"如表現城市生活題材的作品，必須要描寫"資本主義的崩潰現象"以及工人運動的興起。而表現農村生活題材的作品，"必須描寫農村經濟的動搖和變化，描寫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及地主階級的崩潰"。"左聯"組織從理論上對"人"進行了涇渭分明的階級分類，嚴格凸現"窮人"與"富人"截然不同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感情，其本義無疑是要告訴廣大作家：文學的社會價值隻有在描繪"人"與"人"之間的現實政治鬥爭中才會得以實現，藝術創作中的人生樂趣也隻有在充滿著政治激情的血色青春中才會具有實際意義。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藝術思維方式，30年代的中國現代文學漸漸褪去了個人主義的喜怒哀樂情調，逐漸加重了它政治意識形態的革命色彩，作家本人也不再是作為獨立自為的個體藝術家而存在，他們集體轉變成了現實社會的被壓迫者，並進而成為了全體被壓迫者根本利益的政治代表或階級鬥士。
左翼文學運動的政治精英意識，在其具體的創作實踐過程中．也得到了完美的藝術體現。縱觀左翼文學的紅色經典作品，比如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洪靈菲的《流亡》、華漢的《地泉》（三部曲）等作品，幾乎都運用了高度統一的思維模式和整齊劃一的故事情節，明確敘述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個性主體趨向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精神理念的心靈曆程。他們甚至更是以簡明扼要的話語形態告訴讀者：知識分子個體與社會民眾群體之間並不存在著什麼天然的矛盾對立關係，知識分子個體不可能脫離社會人群而成為一種孤立抽象的現實存在，他們本身就是社會群體的客觀構成因素之一。問題真正的關鍵就在於，知識分子個體必須首先弄明白，他們自己究竟應該歸屬於現實社會中的哪個階級群體。因此，在所有紅色文學經典作品的敘事模式中，矛盾衝突的根本焦點不是體現在知識分子個體與社會民眾群體之間，而是集中在"五四"小資產階級個性自由意識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世界觀之間。我們不妨以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與《光明在我們的前麵》這兩部被評論家們公認為是"為現代意識的情愛注入了革命血液，使古老主題煥發出青春"，且一舉突破了"革命+戀愛"模式的代表作品為例，來做一番全景式的文本分析。這兩部從頭到尾都充斥著濃鬱浪漫理想主義色彩的長篇小說，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新時代到來的風向標，它直接體現著左翼文學運動無產階級意識精英化價值觀形成的全部過程。作品的時代背景被置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後期，男女主人公施洵白、素裳（《到莫斯科去》）與劉希堅、白華（《光明在我們的前麵》）則仍舊被賦予了知識分子的特定形態。僅憑直觀感覺的初步印象，這兩部作品的故事情節與人物性格都過於簡潔粗糙，敘事風格也同"五四"新文學的舒緩節奏差不多。然而胡也頻並沒有將知識分子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否定對象，而是將其視為由一個複雜階級成分構合而成的社會群體。兩部作品營造了一種以男性為代表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以女性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和話語場，並通過男性主人公與女性主人公兩種不同世界觀的對立衝突，集中展示了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女性話語）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信念（男性話語）的最終臣服。我們姑且不去談論什麼"男權主義"或"女權主義"的高深理論，僅就一個"女性"的概念，在中國民眾的世俗觀念中，就早巳被人們視為是目光短淺、狹隘自私、胸無大誌的意義象征了。胡也頻將女性弱勢群體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人格形成簡單的視覺對應關係，應該說是他於無意識之中形象地演繹了這種民間傳統文化的陳舊思維程式（其實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華漢的《地泉》以及茅盾的《子夜》，也都表現出了與胡也頻完全一致的思想傾向性）。女性主人公素裳與白華在胡也頻的筆下，都呈現出一種極其矛盾的精神狀態：她們向往革命具有極大的革命熱情，但卻又情感纏綿意誌動搖缺乏明確的理論指導思想；她們相信無產階級的集體主義精神理念是中國現代社會革命發展的曆史必然趨勢，但卻又狂熱地去追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謂的絕對精神自由（白華就曾對劉希堅公然申明說："自由--無論包含的是一種怎樣的成分，總之--都是一概不允許別人侵犯的。"）；她們因受"五四"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而同情於勞苦大眾的現實悲慘命運（素裳則常常被"叫化子在滿街上響著慘厲的叫喊和哭聲"所震撼而徹夜不眠），但卻又難以放棄現實生活中無比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所以她們隻能借助灰色的愛情理想，來逃避脆弱心靈上的極度空虛與苦悶。兩部作品文本對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女性意識化的表述方式，客觀上似乎存在著一種寓意深刻的潛台詞．即：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性解放的思想追求，隻不過是如同女性迷茫的情感幻覺一樣，是極其荒謬和不切實際的；兩者人格之間的神似性，無疑是導致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覺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先天性障礙。所以她們（他們）隻能作為被拯救者而存在，或者是死守著"